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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明上河图》作者以及创作年代 (一)关于张择端 张著的跋文称：“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先说张择端的头衔“翰林”。有学者据此望文生义，认定他“曾位至翰林学士承旨，宦途失意后，当了职业画家”(21)。这一臆断甚是骇人听闻，盖因其不懂宋代职官。“翰林学士承旨”是翰林学士院主官，别称“翰长”，正三品官，是个地位很高的职官，距离宰相一步之遥，北宋后期多人由此晋升执政大臣。如苏颂“迁翰林学士承旨。(元祐)五年，擢尚书左丞”(22)。李邦彦“累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承旨。宣和三年，拜尚书右丞”(23)。担任此官职者定是显赫人物，《宋史》必有传，即便官场失意也断不会转行进入画院，宋朝无此规矩。张择端显然没有担任过此职，他所谓的“翰林”其实是俗称(也即虚称)，全称是“翰林图画待诏”。雍熙元年(984)，朝廷设置翰林图画院，地点“在内中苑东门里。咸平元年，移在右掖门外。绍圣二年，改院为局”(24)。至和元年(1054)，“额管待诏三人，艺学六人，学生四十人”，(25)总编制为49人。翰林图画局的待诏通常称“翰林”，如宋真宗刚即位时，“诏翰林写先帝常服及绛纱袍、通天冠御容二”(26)。他们属于技术官，类似官职还有翰林医学、翰林天文、翰林尚食等，但长期以来翰林图画待诏比他们地位低，不入流，没有官品。宋徽宗后期，大力扩张绘画机构和人员，宣和四年(1122)，“始建五岳观，大集天下名手。应诏者数百人，咸使图之，多不称旨。自此之后，益兴画学，教育众工，如进士科下题取士，复立博士考其艺能”。(27)用科举方式选拔全国优秀绘画人才并予以进一步的培养，使美术事业成为国家行为，达到历史顶峰。相应的是画家地位的提高：“本朝旧制，凡以艺进者，虽服绯紫不得佩鱼。政、宣间独许书画院出职人佩鱼，此异数也。又诸待诏每立班则画院为首，书院次之，如琴院棋玉百工皆在下……又他局工匠日支钱谓之食钱，惟两局则谓之俸直，勘旁支给不以众工待也。”(28)与以前各朝各代以及和其他艺人、工匠相比，北宋画家的政治、经济待遇都比较优厚。以上可见，无论在北宋哪个时期，图画院(局)中的翰林都是一代丹青高手。 张择端是“东武人”。“东武”并非宋代地名，而是汉代地名，在宋代即京东东路密州的州治所在地诸城县(今山东诸城)，宋人常以地名的古称为当时地名的别称。京东路位于齐鲁大地，历来文明昌盛，至宋仍是人才辈出。京东人陈师道有“衣冠鲁国动成群”的诗句。(29)宋代京东文化特点是偏重于源于本地的传统儒家经典，如《宋史》概括的“专经之士为多”(30)。北宋中期，京东涌现出许多以豪放而不得志为特点的文人，透露出京东文化没落的端倪。(31)在此历史积淀和时代氛围中，张择端的家庭应当较为富裕，故而在其幼年就培养读书，长大后有财力到开封游学。游学京师是时代的潮流，司马光曾明确指出：“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为赋、诗、论、策者不得及第，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赋、诗、论、策。以此之故，使四方学士皆弃背乡里，违去二亲，老于京师，不复更归。”(32)开封是士子成才的最佳起点，是科举考试最好的复习天堂，便于长期居住备考。张择端到开封游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然而，这条路没有走通，受京东文化没落趋势的影响，像许多同乡一样成为不得志的一员。庆幸的是他并未消沉，而是机智地转向另外一条道路：从事绘画。正是这一转折，正是因为他有着良好的文化素质，才能“别成家数”有所创新，有自己别具一格的特色，才能为中国美术史开辟一条新路，矗立起一座高峰。 除了地理环境、科举基础外，从京东到开封游学的经历更是至关重要。反映社会的艺术作品一般都会带有时代的印记，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一定会引起艺术家的强烈兴趣，并体现在作品中。宋代开封城是中国城市史上由“古典型”转变为“近代型”的开端，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城市格局由“封闭式”转变为“开放式”。商业活动不再像唐代长安那样局限于指定的市中，而是到处都可以临街设肆，连桥梁上甚至御街两旁的御廊等处也可以买卖交易。如宋仁宗时，有官员上书说“河桥上多是开铺贩鬻，妨碍会(  )及人马车乘往来，兼损坏桥道”，朝廷因而下诏“在京诸河桥上不得令百姓搭盖铺占栏，有妨车马过往”，(33)以保证道路畅通。然而有令不止，自由惯了的商贩无孔不入。《清明上河图》就是新型城市的产物，我们在汴河的虹桥上看到仍然是摆满了叫卖拉客的摊贩。新型城市诞生了最早的市民——“坊郭户”(也叫坊市户)，他们从农民中分离出来，另立户籍，表明市民阶层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开封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典型的市民城市。由此产生了代表先进文化的市民文艺，其中“杂扮”就是现在的喜剧小品，以取笑农民为主题：“顷在汴京时，村落野夫，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装为山东、河北村叟，以资笑谈。”(34)张择端一直生长在远离京师的京东诸城，虽非“村叟”，说是“村少”也不为过，进京后看到与家乡迥异的繁华定会感到新奇、震撼，其创作《清明上河图》最早的灵感或许就是来自于此。图中所画为开封城东及郊外，而张择端正是从位于开封东部的京东路进京的，或许中途乘坐汴河客船，那种最初的印象显然深深地刻录在他的脑海中。 (二)《清明上河图》的创作年代 《清明上河图》创作于何时？许多学者对此极感兴趣，论说纷纭，有“北宋说”“南宋说”“金代说”。其中“南宋说”“金代说”多属猜测，论据偏颇，难以成立。南宋人说，源自于明代，如董其昌就曾臆想：“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本因南渡后想见汴京繁华旧事，故摩写不遗余巧，若在汴京，未必为此。”(35)笔者曾引用此语并被误导，无意中错认了此画创作年代。(36) 《向氏评论图画记》所记录、评论即“籍记”的名画，都是自家藏品，也即《清明上河图》当时为向氏家族所收藏。如前文所述，既然收藏的下限是南宋建炎年间，那么其上限一定在北宋。该卷拖尾有元代杨准至正壬辰(1352)的跋云：“卷前有徽庙标题，后有亡金诸老诗若干首，私印之杂识于诗后者若干枚。”(37)明代开封籍名士李东阳在《清明上河图后记》中也指出：“此画当作于宣、政以前丰、亨、豫、大之世，卷首有祐陵瘦筋五字签及双龙小印，而画谱不载。”(38)“此后的诸家跋文再也没有提及徽宗的题签，显然，卷首徽宗的题签是在明末重裱时被裱画匠剔除”。(39)既有宋徽宗用自己独创的瘦金体在画上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那么就是在宋徽宗一朝。具体为宋徽宗朝何时？该图后金代张公药有跋诗云：“通衡车马正喧闻，只是宣和第几年。当日翰林呈画本，升平风物正堪传。”认为该图绘于宣和年间。李东阳认为在“宣政以前‘丰亨豫大’之世”。当代研究者多以宣和二年成书的《宣和画谱》中没有著录此画为依据，认为该图创作于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不早于宣和二年(1120)。如周宝珠先生就持此观点，认为当于宋室南渡前完成此图。(40)郑振铎、戴立强等先生也认为作于宣和末期：“故郑振铎《〈清明上河图〉的研究》推测：《清明上河图》作于宣和之末(约1125年)，此时作者40岁左右，其生年约在1085年。此说当去史实不远。”(41)余辉根据出土文物和传世文物以及相关的历史文献，以《清明上河图》卷最早的收藏历史和画中显现出党争事件的图像以及女性时尚的盘福龙发式、短褙服饰等为实证，确定该图约作于徽宗朝崇宁至大观年间(1102-1110)。(42)近来，又有“宋神宗朝创作说”：张显运根据画中驴、猪等动物数量及相关事项认定，该图成作不晚于宋神宗在位期间。(43)张文则从回鹘入贡、海商管理、开封社会保障制度与乞丐的出现三个方面，论证了《清明上河图》的创作时间在宋神宗元丰年间至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之间的可能性最大。(44) 这些根据图中事物的年代考证，是有益的探索，但前提有误，显然是将一幅艺术作品当作了历史摄影照片，混淆了历史真实性和艺术写实性的区别。《清明上河图》只是一幅风俗画，既不可能反映那个时代所没有的东西，更不可能面面俱到、完全写实。其写实价值主要体现在描写了什么，而不在于没有见到什么，比如不能因为没有见到皇宫就否定是东京。画家是敏感的，但未必去反映某一政策的变化；政策是屡有变动的，但在宋代许多政策未必能落实。在张择端心目中，只是要展示实际城市生活的艺术之美，尤其是构图、选景物，更多考虑的是艺术手法和美学价值，为此有些筛选、夸张、变形、虚构都是正常的。由此可以肯定的是，它反映的不是某一实际的场景，只能是现实的集萃与艺术的想象。 在目前情况下，根据前文以及学界多家的论述可以确认：《清明上河图》创作于北宋后期的开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