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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宋前期：五代旧臣的故国之思 自宋朝建立以来，尤其是宋太宗即位之后，大兴文治，大开科举，优遇文臣，彻底扭转了五代以来政权割据的局面，确立和完善了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作为提倡文治的重大措施，太祖、太宗、真宗朝都进行了重大的图书编纂工程，尤其是号称“四大部书”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的编纂，以五代旧臣中著名的文人学者担任编修，一方面给予这些有影响力的旧臣崇高地位以安其心，另一方面也是通过优待他们提倡尚文的社会风气⑩。在北宋前期的六七十年间，这些在五代就已经出名的文臣占据着学术文化的主流地位，宋初的文学、学术和文化也仍然沿袭着晚唐五代的遗风。 北宋前期的历史笔记也承接晚唐五代之余绪，主要是五代旧臣及其后代记述有关故国的历史见闻。如，南平高氏政权重臣孙光宪所撰《北梦琐言》，在南唐即以文学知名的陈彭年所撰《江南别录》，以父荫入仕南唐的郑文宝所撰《南唐近事》，吴越王钱镠的曾孙钱易所撰《南部新书》，后蜀的句延庆所撰《锦里耆旧传》，后蜀的画家黄休复所撰《茅亭客话》，南楚的周羽翀所撰《三楚新录》，等等。作为五代旧臣，这些作者大多怀有故国之思，抱着为亡国存信史的诉求，强调自己严肃的撰述态度和求真意识。郑文宝在《南唐近事》序中痛惜“南唐烈祖、元宗、后主三世，共四十年……君臣用舍，朝廷典章，兵火之余，史籍荡尽，惜乎前事十不存一”(11)，遂立志为南唐写国史。孙光宪多年来留意搜求唐末五代史事，他“每聆一事，未敢孤信，三复参校，然始濡墨”。《北梦琐言》的不少条目都说明出处，有的还注明传说的歧异，以示有征和严谨(12)。 在他们看来，故国亡于大宋既是天意也是时势，并无怨尤，但是，他们对故国的历史持一种相对正面的态度，认为很多嘉言善行、明主贤臣不应被湮没，其衰亡也令人深思和叹恨。《锦里耆旧传》对后蜀主多所称美，四库馆臣遂据此认为作者句延庆很可能就是后蜀孟昶时校书郎句中正的后人(13)。黄休复《茅亭客话》第一至五条皆记蜀国归宋、天下一统的征兆，而主要内容则是蜀中“高贤雅士、逸夫野人”，“可以为后世钦慕儆戒者昭昭然”(14)。在五代诸国中，有关南唐的野史笔记是最多的，这说明号称接续唐朝正统、崇尚文治的南唐，其士人有着较强的国家意识。据载，“南唐自显德五年(958)用中原正朔，然南唐士大夫以为耻，故江南寺观中，碑多不题年号，后但书甲子而已”(15)。《钓矶立谈》在这方面很具代表性。其作者应是南唐校书史虚白之子，史虚白因与权臣政见不合而退隐，其子亦隐居不仕。该书序文写道，虽生逢“大同之庆”，但“私自弗郁，如有怀旧之思。追惟江表自建国以来，烈祖、元宗，其所以抚奄斯人，盖有不可忘者”(16)，遂记录南唐一百二十余条史事成《钓矶立谈》，皆有关国家兴亡盛衰之故。作者盛赞南唐烈祖李昪的国策：把南楚、吴越、闽三国当作自己的屏障，不开边衅，致力于内政，等待有利时机完成统一大业。他认为，南唐的衰亡正是由于元宗听信佞臣，用兵闽、荆，以致国削民乏。对此，作者以“叟曰”的形式言之再三，将憾恨惋惜之情表达得十分强烈。 这样的情感和态度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是大不一样的。欧阳修于仁宗皇祐五年(1053)撰成《新五代史》，时距《旧五代史》的成书已近百年，作为儒道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欧阳修把五代十国的历史描绘成一个黑暗的乱世，“有贬无褒”，全盘否定，其意是彻底划清“我宋”与“五代”的历史界限，以树立新的社会、政治和人格理想。为此，吴越王钱镠的后裔钱世昭在《钱氏私志》中说，欧阳修年轻时担任西京留守推官，“有才无行”，长官钱惟演曾讽劝之，欧阳修“不惟不恤，翻以为怨”，所以后来在《五代史》中痛毁吴越，不及其善(1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