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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南宋中后期：笔记书写达至全盛 之所以说南宋中后期是宋代笔记写作的全盛期，不只是从数量上看，从作者的身份来看，不仅名臣名士撰写大量笔记，而且地方人士、地方官、被放废的士人、未入仕的士人均纷纷撰写历史笔记，其数量远超北宋。南宋以来，社会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地方化趋势，立足于地方的士绅家族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理学之所以逐渐在士人社会中占据主流地位，与地方士绅家族势力的发展大有关系。这一社会发展趋势不但体现于地方志的兴盛，也反映于中下层士人所撰历史笔记的激增，而这些人所撰写的历史笔记更多地反映了地方社会、民间社会的状况。如龚明之出身于苏州昆山的望族，未能考中进士，他所撰《中吴纪闻》专门记述吴中(今苏州、昆山一带)地方官员和文人名士的逸闻轶事、名胜古迹、民风习俗。明朝杨子器曾为之作序，颇为肯定这类笔记之于朝政国史的重要价值：“若《纪闻》之类观之，于国史之阙遗讹谬，于是乎补正；政治之得失淳漓，于是乎征验；郡邑之废置沿革，于是乎考证；古今名迹、士夫出处、贤才经济、闺房贞秀，又皆于是乎总萃”(49)。廉布所撰《清尊录》多记载两宋时期的街巷轶闻，作为社会史材料有较高价值。庄绰在建炎年间做过知州，他学问广博，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所撰《鸡肋编》内容驳杂，多反映当时社会风俗。张世南尝任闽中的地方官，所撰《游宦纪闻》多记闽中永福县事，而无一语及于时政，但四库馆臣称赞其史料价值颇高，乃“宋末说部之佳本也”(50)。 这些人所撰写的笔记，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内容上的丛杂，朝政、典制、轶事、言论、风俗、物产、考证、义理、诗话、文论，往往无所不有。正因如此，这类笔记反映和记录了社会、文化、学术的方方面面，扩大了人们的历史视野，也为后世留存了更多社会史、文化史的史料。如，沈作喆于放废之后所撰《寓简》，曾为桐乡丞的李如篪所撰《东园丛说》，国子监免解进士费袞所撰《梁谿漫志》，未曾入仕的王楙所撰《野客丛书》，绍述余党之子孙陈善所撰《扪虱新语》，曾为丽水丞的宗室子弟赵与时所撰《宾退录》，辗转各地佐幕的宗室子弟赵彦卫所著《云麓漫钞》，出身世家但终身未仕的周辉所撰《清波杂志》、《清波别志》，因不满史弥远当国而归乡不仕的韩淲所撰《涧泉日记》，因上书言事而获罪的张端义所撰《贵耳集》，官至抚州推官的罗大经所撰《鹤林玉露》，曾任义乌令而入元不仕的周密所撰《齐东野语》、《癸辛杂识》，等等。这些居于士人社会之中下层的作者，非常看重自己的笔记撰述，他们不但自己作序，还要请名人和当地官员作序，对撰述之旨、生平志业进行充分的表述，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也是历史责任感，无疑大大提升了这一类笔记的精神品质和历史价值。 从种类上说，这一时期涌现出各种各样的专门笔记，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典章制度、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重要的个人经历，皆有笔记进行记录，深刻反映了南宋时期的历史特点。在重视“文治”的宋朝，翰林院及其相关制度是极其重要的，翰林之职既是进入中枢的捷径，同时也是士大夫的极高荣誉。这一时期关于翰苑制度和掌故的笔记成为系列，如程俱《麟台故事》、洪遵《翰苑遗事》、周必大《淳熙玉堂杂记》；此外洪遵还编著了《翰苑群书》，收录唐宋相关著述十一种。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有关典制掌故的集成式笔记，最重要的当属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和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均一代记载之林”。 在南宋，理学一开始并不是官学，主要靠流行于士人社会而渐成大势，在野士人撰写的相关笔记构成了理学史的重要材料。如施德操，学宗二程，与张九成、杨子平合称“三先生”。他所撰《北窗炙輠录》主要记载了二程再传弟子的言行事迹，全祖望修《宋元学案》多从中取材(51)。理学的兴盛引起当时权臣的猜忌压制，秦桧当权就排挤理学人士，宁宗韩侂胄当政时期又有“庆元党禁”，遂出现了署名“樵州樵叟”的《庆元党禁》、“湘山樵夫”的《绍兴正论》、楼昉的《绍兴正论小传》、俞文豹的《吹剑录外集》，记录道学党禁始末甚详。宋代士人撰写笔记以补国史之阙的风气也影响到了佛教界，佛教人士也以笔记的形式记录佛门见闻、禅宗公案、与士大夫往来，为撰写佛教史提供史料，如释晓莹所撰《罗湖野录》、《云卧纪谈》。 北宋已有不少旅行日记，如欧阳修的《于役志》、张舜民的《郴行录》。在南宋写旅行日记形成一种风气，多出名家之手，如范成大的《骖鸾录》、《吴船录》、陆游的《入蜀记》、周必大的《乾道庚寅奏事录》，记述沿途各地的风土人情、社会状况、名胜古迹，历史和文学价值都很高。这一类行记、游记的大量出现，与南宋士人的地域意识、“中国”意识是大有关系的。北宋时，出使契丹的使者都要写行程录上呈朝廷，其中虽不乏重要史料，但作为例行公文一般不收入文集。到了南宋，则出现了很多作为私人笔记的出使行记，突破了官样文章的限制，容纳了更多、更丰富的历史内容和个人思想。如洪皓的《松漠纪闻》、范成大的《揽辔录》、楼钥的《北行日录》、周辉的《北辕录》、彭大雅的《黑鞑事略》、赵珙的《蒙鞑备录》。 南宋与金划淮为界，只有半壁江山，遂致力于对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和开发，任官于这些地区的士人撰写了不少记述当地人文风俗、地理、民族、物产、交通等各方面状况的笔记，反映了当时士人社会对这些地区和民族的重视和认知，也反映了南宋将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纳入有效统治的历史进程，如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录》、田渭的《辰州风土记》、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朱辅的《溪蛮丛笑》。此外，赵汝适的《诸蕃志》根据见闻记载了与南宋通商的“海国之事”，其价值不言而喻。 南宋中后期出现了不少接续《东京梦华录》的都市笔记。南宋虽然武力不竞，但其经济生产、商业贸易、学术和科技的发展却远超金朝，在当时世界居于领先地位。经济和商业的发达，为都市文化的繁盛、平民文化的兴起创造了条件，这是南宋历史的一大亮点，在这些以记述杭州及其生活为主的笔记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如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吴自牧的《梦粱录》、西湖老人的《西湖繁胜录》、周密的《武林旧事》，和《东京梦华录》一样，这些笔记在尽述繁华的同时，深深渗透着黍离麦秀的历史兴亡感。 这一时期的历史大事，也多有亲历者以笔记加以记述。如开禧北伐时期，四川吴曦于开禧三年(1207)正月向金朝正式投降，宣布受封于金朝为蜀王。二月末，以李好义、杨巨源为首的军民策动起义，杀死吴曦，平定叛乱，但功劳却被吴曦的心腹安丙窃夺，以致李好义被毒杀。关于这次事件，很多亲历者撰写笔记为杨巨源、李好义鸣冤。李心传尽采时人著述编成《西陲泰定录》九十卷，可惜佚失，但他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九“董镇言杨侍郎未肯通情”中罗列了二十余种。 南宋中后期出现了宋代最重要的历史笔记作家，他们把历史笔记的撰写真正提升到“史学”的层次，成了当代史撰述的一种形式。首先应该提到的当然是李心传，其所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相表里，被称为“南渡以来野史之最详者”(52)。他还撰著《旧闻证误》，对宋人所作私史、小说四十余种进行考辨、驳正。其次，当属王明清，他出身于著名世家，其祖王萃学于欧阳修，其父王铚是曾布的孙女婿，于建炎初任枢密院编修官，曾撰述《七朝国史》，因绍兴史禁而被焚毁，仅有《默记》传世。王明清一生主要致力于史学，他“怆念父祖以来平生用心”(53)，纂集闻见、访求父祖师友，撰成《挥麈录》，主要记述北宋以及两宋之间的人物、事件和典制。之后，他又陆续写成《挥麈后录》、《挥麈第三录》、《玉照新志》、《挥麈录余话》，皆记述两宋史事。王明清的《挥麈录》及其续编并非仅杂记见闻，而是通过广泛访求汇集史料，其间搜集、考据、归纳之功甚深，堪称研究，而绝非史料的简单汇编。他自言：“无一事一字无所从来。”“凡所闻见，若来历尚晦，本末未详，姑且置之，以待乞灵于博洽之君子，然后敢书。”(54)《挥麈录》及其续编的史学价值在当时就得到很高的评价。宁宗庆元初，就在《挥麈第三录》成书不久，实录院即下令抄录其书，作为纂修《高宗实录》的基本史料。另外，叶绍翁及其《四朝闻见录》也堪称笔记体的本朝史撰述。叶绍翁生平不详，只知崇奉理学，与真德秀、危稹都有交往，在宁宗嘉定年间同为朝官。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虽详实赅备，但仅止于高宗一朝，叶绍翁则扩充二书的范围，对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的朝政、典制、史事、人物加以记述，每条都有条目。后人评价说：“南渡以后诸野史足补史传之阙者，惟李心传之《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号为精核，次则绍翁是书。”(55)岳飞之孙岳珂也是南宋重要的笔记作家，所撰《桯史》按条目记载两宋史事、人物，“在宋人说部中，亦王明清之亚也”(56)。这一时期，考据、辨证兼记事的学术型笔记也出现了大家之作，最有名的当属洪迈的《容斋随笔》系列和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它们标志着宋代考据学的最高水平，在宋代乃至整个中国学术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