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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宋中后期：变革、党争与笔记撰写蔚然成风 仁宗庆历以后，古文运动、儒道复兴运动大势渐成，带动了整个社会、政治、文化风尚的更新，一批宋朝自己培养的新兴士人阶层的代表人物登上历史舞台，如范仲淹、欧阳修、韩琦、富弼、孙复、石介、胡瑗，等等，他们提出新的社会政治理想、新的学术思想主张，也以自己的人生实践树立起新的人格典范和生活方式。思想的变革随即落实到了政治上，仁宗时，范仲淹等发动“庆历革新”；神宗时期，又有王安石领导的变法运动。在此期间，士大夫们根据自身利益、学术思想和政治主张的不同，结成党派，围绕“国是”之制定，彼此展开殊死斗争。就在党争激烈、“国是”屡更的过程中，宋朝走向衰败，亡于新兴的女真政权。 庆历以后涌现的宋朝文化、政治方面的代表人物，所谓“名士”、“名臣”者，纷纷撰写笔记，蔚然成风。他们对于自身所处的时代和历史地位有着充分的自觉，如苏辙自叙其撰写《龙川别志》的旨趣：“所见朝廷遗老……如欧阳公永叔、张公安道皆一世伟人，苏子容、刘贡父博学强识，亦可以名世，予幸获与之周旋，听其所请说，后世有不闻者矣。贡父尝与予对直紫微阁下，喟然太息曰：‘予一二人死，前言往行堙灭不载矣。君苟能记之，尚有传也’”(18)。他们知道自己是本朝历史的重要参与者、见证者，有意识地以历史人物的身份留下权威性的历史记录，为此，他们强调要自觉继承和发展中唐以来兴起的历史笔记传统。欧阳修致仕前撰写《归田录》，表示要以李肇《唐国史补》为法，“言报应，叙鬼神，述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诫，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19)。范镇致仕后作《东斋记事》，其《自序》云：“予尝与修《唐史》，见唐之士人著书以述当时之事，后数百年有可考正者甚多，而近代以来盖希矣，惟杨文公《谈苑》、欧阳永叔《归田录》，然各记所闻而尚有漏略者”(20)。宋敏求与其父宋绶相继预修国史，自述道：“每退朝，观唐人洎本朝名辈撰著以补史遗者，因纂所闻见继之”(21)。其所写《春明退朝录》多记朝廷典章制度和掌故，其后踵者相继，形成了典制掌故类的专门笔记系列。王得臣的《麈史》尤其值得一提，他自从学于京师就养成了随笔记录见闻的习惯，在其后三十年的仕宦生涯中，“自师友之余论、宾僚之燕谈与耳目之所及，苟有所得，辄皆记之”。“其间自朝廷至州里，有可训、可法、可鉴、可诫者无不载”(22)。王得臣致仕后重加刊定，以事类相从，别为四十四门，标以名目，内容涉及国政、典制、名公事迹、学术、风俗以至博弈、谐谑。这种见闻笔记撰述态度之严肃、体例之严整、内容之价值、记载之精核，已足以当一部史著。而这种史著的特殊之处，在于个人的经历与家国历史水乳交融，我们不仅可以从中考求史料，更可贵的是从中得见身处当时历史时代之中的生动具体的个体情感、立场和判断。 名臣名公之子弟也重视撰写笔记，并形成一种传统，在两宋笔记中占有相当分量。这些人大多并不通显，但他们因为家世的缘故，亲炙当朝名士重臣，熟悉当朝掌故，了解内情，所见所闻往往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如，宰相庞籍之子庞元英的《文昌杂录》，宰相王旦之孙、工部尚书王素之子王巩的《闻见旧录》、《甲申杂记》、《随手杂录》三书，宰相吕公著之子吕希哲的《吕氏杂记》，曾以直龙图阁知广州的朱服之子朱彧的《萍洲可谈》，等等。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不少后世子孙记录先人言行事迹的别传、家传类笔记，如王素为其父王旦撰《文正王公遗事》，王钦臣记录其父王洙言论辑成《王氏谈录》，程颐记《家世旧事》，苏籀陪侍祖父苏辙记《栾城先生遗言》，苏象先记其祖苏颂言行教诲撰成《丞相魏公谭训》，反映了北宋著名士大夫的“士族”意识，他们注重以先祖言行作为规范，形成门风，教育后世。 地位不高的地方官、未入仕的布衣甚至僧人也热衷于撰著笔记，所记多为与名流交游之所闻见，往往事关朝政、士风。僧人文莹曾自叙其撰写《玉壶清话》之旨意：“古之所以有史者，必欲其传，无其传，则圣贤治乱之迹，都寂寥于天地间。当知传者，亦古今之大劝也。”(23)不够闻达的有志有才之士之所以撰写历史笔记也正是为了“传”，试图凭借书写历史争取在历史中的一席之地。这些中下层士人对自身见闻之历史价值的珍视，对本朝史书写的积极参与，尤能反映当时士人社会历史意识的深化。王辟之及其《渑水燕谈录》是一个典型。王辟之是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仕不出州县，身不脱乎饥寒，不得与闻朝廷之论、史官所书”，是宋朝一名普通的士人官僚，但他“从仕以来，每于燕闲得一嘉话，辄录之。凡数百事，大抵进忠义，尊行节，不取怪诞无益之语；至于赋咏谈噱，虽若琐碎，而皆有所发，读其书亦足知所存矣”(24)。他以这样一种严肃的态度来撰写《渑水燕谈录》，可见其以“一命之士”怀天下之忧的心志和风范。其书史料价值很高，元朝修三史时，袁桷在《修辽金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中曾开列之。 北宋中后期日趋复杂激烈的党争直接促动了野史笔记的发展(25)。有关庆历党争，就有托名梅圣俞的《碧云騢》、田况的《儒林公议》。王安石变法以来，党派斗争日趋白热化，熙宁、元丰时期，有新、旧党争；在哲宗元祐时期，旧党执政，但内部又出现了洛、朔、蜀党之争；哲宗绍圣年间，重新上台的新党对旧党展开残酷的打击报复；徽宗崇宁年间，树“元祐奸党碑”，党争演化成大规模的政治迫害，为宋徽宗、蔡京集团极端黑暗腐朽的专制统治铺平了道路。自熙宁年间之后，野史笔记的撰写越来越深地参与到党争之中。正如四库馆臣所说：“考私史记载，惟宋、明二代为多。盖宋、明人皆好议论，议论异则门户分，门户分则朋党立，朋党立则恩怨结。恩怨既结，得志则排挤于朝廷，不得志则以笔墨相报复。其中是非颠倒，颇亦荧听。”(26)这样一来，历史记忆和撰写就成为一个与现实政治关系复杂且密切的斗争场域，并形成了多元的历史叙事和价值立场。 不同时期的一些主政大臣也撰写日记、笔记。据南宋人记载：“元祐诸公皆有《日记》，凡榻前奏对语，及朝廷政事、所历官簿、一时人材贤否，书之惟详。”(27)这其实是有意识地为日后国史编纂留下第一手材料，为自身的政治主张和作为留下证据，其本身就是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元祐年间修《神宗实录》，多取材于司马光的《涑水记闻》；到了绍圣年间，则被指为谤史，重修时用朱笔把原来记述抹去，而根据王安石《日录》进行删修，被称为“朱、墨本”(28)。司马光所撰《涑水记闻》不但史料价值高，而且著述态度严谨，每条皆注所述之人或出处，是为撰写《资治通鉴后纪》所作的资料准备，生前未曾整理编次，至高宗绍兴六年(1136)，范冲奉诏将手稿整理成十册呈进。绍兴十五年(1145)，由于秦桧严禁“野史”，其曾孙司马伋惧罪，上奏以为非司马光所作，诏毁版禁绝。司马光还记有《温公日录》，载录熙宁二年八月至三年十月事，主要涉及这一时期的朝政大事(29)。王安石当政时期也记有《日录》，今虽不存，但仍留有不少遗文(30)。曾布是哲宗时期主持恢复新法的重要人物，后扶立徽宗，在建中靖国年间主政，被蔡京排挤去位。他自绍圣元年起就开始记《日录》，今存世的曾布《日录》名为《曾公遗录》，自哲宗元符二年(1099)三月至元符三年(1100)七月，篇幅很大，其价值自不待言。苏辙于绍圣初被贬谪，元符元年(1098)复谪循州，“乃杜门闭目，追思平昔，恍然如记所梦”，撰成《龙川略志》。四库馆臣一方面认为“盖是非彼我之见，至谪居时犹不忘也”，另一方面又称赞：“然惟记众议之异同，而不似王安石、曾布诸日录动辄归怨于君父，此辙之所以为辙欤！”(31) 党争之激烈促使一些人从各自立场出发记述本朝历史见闻，为本党派的人物、政见、思想进行辩护，攻击反对派。不同党派上台，不但要重定“国是”，国史也要随之改易，最著名的就是从元祐到绍兴年间《神宗实录》的不断修改。在这种情况下，失利的党派就要利用历史笔记的撰述为自己说话，争取在历史上的公正地位，在有关党争的历史笔记中，对历史书写权力的争夺是非常自觉、明确和激烈的。孙升是元祐重臣，绍圣年间遭贬谪后，由刘延世笔录成《孙公谈圃》，对元祐党人的言行记述颇多，其贬斥王安石自不待言，而对苏轼、程颐也时有微词。王巩是宰相刘挚的姻亲，元祐党人，一生屡遭贬逐，所记《闻见近录》、《甲申杂记》，多涉及“朝廷大事”、“贤奸进退”，党派立场明显。再如《道山清话》，其作者不详，但久居馆阁，熟知朝野士大夫遗闻，记北宋杂事至崇宁五年止，“书中颇诋王安石之奸，于伊川程子及刘挚亦不甚满。惟记苏、黄、晁、张交际议论特详，其为蜀党中人，固灼然可见矣”(32)。陈师道与苏轼、曾巩关系密切，是蜀党中人，其《后山谈丛》对党争各派人物褒贬分明，“笔力高简”。“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廌所撰《师友谈记》，于元祐党人尽遭贬黜之时记苏轼、范祖禹、黄庭坚、秦观、晁说之、张耒言论事迹，对王学“排斥笑谑之语，不肯少逊”(33)。魏泰是曾布之妻弟，未能登第入仕，元祐中记其交游所闻成《东轩笔录》，自称：“呜呼！事固有善恶，然吾未尝敢致意于其间。”(34)他对新党人物及其内部斗争的记述颇详。朱彧的《萍洲可谈》记事止于宣和，其父朱服是新党中人，《萍洲可谈》“遂不得不尊绍圣之政，而薄元祐之人”(35)。此外，徽宗时人高晦叟的《珍席放谈》所记自太祖至哲宗，“又当王氏学术盛行之时，于安石多曲加回护，颇乖公议”(3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