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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历史笔记撰述的自觉意识 综上所述，两宋时代，历史笔记的撰述获得了长足发展，已蔚为大观，这使得学者们开始探讨和论述这一类笔记在内容、旨趣、形式、写法上的特点及其在史学上的价值，这是对历史笔记发展的理论总结，反映了历史笔记在发展之中获得的自觉意识(57)。这一点，在笔记的序跋中有充分的体现，也属于两宋历史笔记撰述的重要成果。 两宋间人张邦基在《墨庄漫录》的跋语中，将唐以来“小说家流”分为两大类，其中有一类，“神怪茫昧，肆为诡诞，如《玄怪录》、《河东记》、《会昌解颐录》、《纂异》之类，盖才士寓言以逞词，皆亡是公、乌有先生之比，无足取焉”。而“小说家”的主流是供“后史官采摭者”，他列举了“近世诸公所记，可观而传者”三十六种，都是北宋著名的历史笔记。这是明确地把“小说家”中虚构性的志怪传奇和纪实性的历史笔记区分开来，从而使历史笔记成为一个较为独立的撰述门类。他还指出，这一类“小说家”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著述者于褒贬去取，或有未公，皆出于好恶之不同耳”(58)。但对于我们来说，笔记作为当时人记当时事，其中强烈的情绪性、偏向性、主观性同样也是重要的历史信息。 杨万里在给曾敏行《独醒杂志》所作的序中指出，历史的记忆和传承有两种形式和途径：一种是“言”，“未必垂之策书，口传焉而已矣”；一种则是“策书”。书可焚禁，但却不能封住人们的口耳，但口传之言毕竟需要以书册的形式才能传之久远，所以说“书与言其交相存欤！”笔记这一类撰述形式就是要将口传之言书写下来，以书存言，如曾敏行所记“皆近世贤士大夫之言，或州里故老之所传也”。这一类撰述，记载的内容广泛、丛杂甚至微不足道，但却可以寄托、寓含重要的思想：“盖人物之淑慝，议论之予夺，事功之成败，其载之无谀笔也。下至谑浪之语，细琐之汇，可喜可笑，可骇可悲，咸在焉”(59)。赵师侠为《东京梦华录》作跋，他把“史册”和“传记小说”对立并举，以为缺一不可：“礼乐刑政，史册俱在，不有传记小说，则一时风俗之华，人物之盛，讵可得而传焉”(60)。如果说，“史册”是政治史，那么，“传记小说”就有些社会史、文化史的意味了。 给周辉《清波杂志》作跋的徐似道认识到，笔记撰述提供了多种历史记录和证据，使得后世研史者有了更多的凭据，可以互相参照，以得其真：“大抵记载事实之书，各随所见，收书者不厌其博也。他日讨论一事，适然针芥相投，车辙相合，方知此书之效”(61)。对于这一点，周密在《齐东野语》的自序中论述得更加详细。他“尝疑某事与世俗之言殊，某事与国史之论异”，其父拿出“其曾祖及祖手泽十大帙”以及“其外祖日录及诸老杂书”，参照之后，给出解答，并告诉他：“其世俗之言殊，传讹也；国史之论异，私意也”。“定哀多微词，有所避也。牛李有异议，有所党也。爱憎一衰，议论乃公。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而吾家乘不可删也”(62)。这就准确指出了“国史”和“私记”作为史料存在的缺陷，以及诸家笔记撰述在史学上的重要价值。 这些理论性的论述，对促进历史笔记的发展、对历史笔记之撰述传统的形成，都有很大的作用。中唐兴起两宋形成的这一历史笔记的撰述传统，在“正史”、“国史”之外，展现了一个更有社会性、抗争性、多元性的历史书写空间，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史学传统，而这一撰述传统也是两宋相对比较自由、多元的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