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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宋末南宋初：亡国记忆与历史反思 徐梦莘在《三朝北盟会编》序中悲叹：“呜呼！靖康之祸，古未有也。夷狄为中国患久矣！……是皆乘草昧、凌迟之时，未闻以全治盛际遭此其易且酷也。”靖康元年(1126)，金军两度南下，于十一月攻陷汴京，宋徽宗、宋钦宗父子被掳北上，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变”。北宋戏剧性的惨烈亡国，极大地刺激了士人的历史意识，关于汴京围城、北宋亡国、二帝被掳的过程，亲历者的记述数量可观。徐梦莘说：“缙绅草茅，伤时感事，忠愤所激，据所闻见，笔而为之记录者，无虑数百家。”(37)王明清说：“靖康之变，士大夫纪录，排日编缀者多矣！”(38)这在中国历史上同样是“古未有也”。这些记述大都逐日记录，甚至准确到“时”，细节丰富，令人身临其境。这些记录者正在经历和见证一次重大的历史事变，他们以亲历者的身份和视角留下了一份亡国大难的实录，他们要把自己身受的巨大苦难、耻辱和仇恨传递给后人，这些记述成为他们心中不可磨灭的痛苦记忆(39)。 高宗时期，主战派和主和派斗争激烈，北宋亡国前后的历史笔记极能激发人们的历史情感，引发人们对秦桧及其求和政策的痛恨和贬斥，有的还揭发秦桧亡国后失节的历史污点，这尤其为秦桧以及当权者所切齿。绍兴十四年(1144)四月，秦桧“乞禁野史”，尤其针对“靖康以来私记”，绍兴二十年(1150)他又制造了针对前参知政事李光的“《小史》案”。但在南宋仍不断有人汇编刊刻上述笔记，对亡国的惨痛历史记忆加以强化、重申，这对南宋人来说其实是一种情感的激发和动员，“靖康之难”、“靖康之耻”可以说成了郁积于南宋人心中的一个情结。汪藻是高宗朝名臣，也是著名的史家、诗人，他曾汇编靖康时的六种见闻录、日记，包括《金人背盟录》、《围城杂记》、《避戎夜话》、《金国行程》、《南归录》、《朝野佥言》(40)。孝宗隆兴二年(1164)，时值隆兴北伐第二年，确庵编《同愤录》，收录《开封府状》、《南征录汇》、《宋俘记》、《青宫译语》、《呻吟语》等五书。度宗咸淳三年(1267)，南宋即将亡于蒙古，耐庵编《靖康稗史》，以原《同愤录》五书为下秩，又补录《甕中人语》和《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为上秩(41)。 高宗一朝，宋金和战是历史的主题。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达成和议，绍兴三十一年(1161)完颜亮大举攻宋，兵败被杀，世宗即位；次年六月，高宗禅位于孝宗。自此，宋金两国保持了长期的相对和平，高宗朝一般被称为“中兴”时期。关于这一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皆有当事人及时记录，撰写笔记，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史料，李心传《建炎以来纪年要录》广征博引此类笔记著述，因而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42)。 在亡国惨祸的刺激下，南宋朝野沉痛反思历史，追究亡国之祸的根源。高宗时期，朝野基本达成一种共识，将北宋亡国的根源追究至王安石变法，彻底为元祐旧党翻案，也全面否定了哲宗、徽宗的绍述之政。种种情势，不但促进了私修本朝史的繁盛，相关的历史笔记也层出不穷。绍兴年间对野史私记的查禁，并无法压制当时士人社会高涨的历史意识以及借史议政的热情，尤其是那些亲身经历北宋亡国的士人，追忆前朝往事，撰写历史笔记，多聚焦于与北宋国运密切相关的变法和党争，其中不乏深刻的见解，也为后世留下丰富的史料。邵雍之子邵伯温在仍处于战乱之中的建炎、绍兴初年撰成《邵氏闻见录》，“于王安石新法始末以及一时同异之论，载之尤详。其论洛、蜀、朔党相攻，授小人以间，引程子之言，以为变法由于激成，皆平心之论”(43)。朱弁身经靖康之难，于建炎元年(1127)奉使金国，被扣十七载，于留金期间作《曲洧旧闻》，“于王安石之变法、蔡京之绍述，分朋角立之故，言之尤详。盖意在申明北宋一代兴衰治乱之由，深于史事有补，实非小说家流也”(44)。两宋间著名理学家罗从彦撰《尊尧录》，以明靖康之祸，源自变法。方勺著《泊宅编》，记事最晚至绍兴十二年(1142)，载元祐迄政和间朝野旧事，他抨击新法新党的立场与当时“公论”一致，其中记述方腊事始末，最为世所重。曾敏行的《独醒杂志》，记事迄于绍兴年间。他亲历靖康之变，对这一段历史的记载尤为详实，对北宋末年弊政也多有记载。陈长方所著《步里客谈》篇幅虽小，但“所记多嘉祐以来名臣言行，而于熙宁、元丰之间邪正是非，尤三致意”(45)。北宋后期一直行绍述之政，王安石的《三经新义》长期以来是科举考试的标准，新学新政的影响不可能消除于一时，并不是所有人都站在元祐旧党的立场上否定新法。如叶梦得著有《石林燕语》、《避暑录话》、《岩下放言》、《玉涧杂书》，是南宋初历史笔记的大家，他是哲宗绍圣四年(1097)进士，曾为蔡京门客，“不免以门户之故，多阴抑元祐而贡解绍圣”(46)。其人学术渊博，于朝章国典夙所究心，其《石林燕语》与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徐度《却扫编》并列为记载北宋典制掌故最重要的笔记撰述。张邦基，生平不详，然家世显赫，其伯父张康国、张康伯皆徽宗朝名臣，所著《墨庄漫录》提供了有关北宋时政、党争的重要材料，他自称“其间是非毁誉，均无容心焉”(47)。 两宋间不少旧族世家子弟撰写笔记追述前朝往事，抒发黍离之悲，寄托沧桑今昔之感。其中比较重要的，如王萃之子王铚的《默记》，曾公亮四世孙曾慥的《高斋漫录》，吴中复之孙、吴则礼之子吴坰的《五总志》，吴越王钱镠后裔钱世昭的《钱氏私志》，蔡京之子蔡絛的《铁围山丛谈》，等等。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在他笔下，故都盛景犹如梦境，对逝去繁华的追忆更映衬出身经亡国的怅恨。这类笔记在南宋人的历史记忆和情感中有着特殊的重要性，正如陆游为《岁时杂记》(吕原明著，已佚)作跋说：“太平无事之日，故都节物及中州风俗，人人知之，若不必记。自丧乱来七十余年，遗老凋落无在者，然后知此书之不可阙。则当如《梦华录》之韵”(4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