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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毓黻先生与辽金史研究

http://www.newdu.com 2017-09-06 《史学史研究》 李玉君 张新朝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金毓黻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近代史学名家,一生建树颇多,在辽金史研究上也做出了卓越贡献,是该领域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先生早年在“爱乡邦、御外侮”思想指导下涉足辽金史研究,首开宋、辽、金三史兼治之先河。他擅长史料考证,在辽金史研究中博考典籍、严密求证、广搜材料,体现了扎实的史学功底和求真的治学态度。金毓黻先生对辽金史料的整理、考订以及对一些相关社会历史问题的独到见解,填补了不少史学空白,更为后来研究者打下了基础。
    关 键 词:金毓黻 辽金史 东北史 文献学
    作者简介:李玉君,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辽金史、北方民族史和法制史;张新朝,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辽金史。
     
    金毓黻(1887~1962年),辽阳人,字静庵,斋名静晤室。金先生曾历乱世,屡屡易职,16岁时曾辍学经商,还曾被日军投入过监狱;他先有十八年的从政生涯,后来便一直在高校或研究所任职。金先生191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36年起历任中央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和东北大学教授、东北史地经济研究所主任,新中国后又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先生聪慧勤勉、矢志不移,对史学研究情有独钟,治史范围极广,在史学史、史学理论、文献学、目录学、地方志、东北地方史、中国近现代史等领域都有卓越贡献。①
    金毓黻一生潜心问学,著述繁富,有史学专著十六部(其中三部为合著)、丛书与史料书八部以及史学论文百余篇。代表作品有《中国史学史》、《东北通史》、《宋辽金史》、《渤海国志长编》等;其丰硕成果泽及后学,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非常值得学习和借鉴。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金氏学术成就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史学史、东北史、《静晤室日记》、《辽海丛书》及其治学思想等方面,其辽金史研究鲜有被涉及。迄今仅见赵岩的《金毓黻〈宋辽金史〉研究》,该文根据《宋辽金史》评述了金氏关于契丹对幽州地区的统治以及金朝衰亡原因的研究。实际上,金毓黻对辽金史饶有兴趣,且成就卓异。他曾自述:“生平喜读乙部之书,重点放在宋、辽、金三史一段,并注意东北故乡地方掌故。”②在他看来,“研究辽金史饶有兴趣,而研究东北史亦才有兴趣矣”。③有鉴于此,兹据金先生《静晤室日记》、《宋辽金史》、《中国史学史》、《东北通史》、《辽海丛书》、《辽陵石刻集录》等著述,对其辽金史研究予以梳理和探讨,以彰显其卓著的学术成就、崇高的学术风范和深远的学术影响。
    一、爱国忧乡——重视辽金研究
    根据《静晤室日记》记载,金毓黻先生研究辽金史大致始于1923年11月借阅《辽史》八册、《金史》二十四册,终于1957年3月撰成《〈契丹大小字考释〉一文的意见》,中间于1942年出版《宋辽金史》。其研究时间前后跨越二十四年,研究成果几乎涉及辽金社会的各个方面,为辽金史研究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金先生涉足辽金史研究,不唯出于个人兴趣,更有经世致用之愿。清宣统二年(1910),遗老郑孝胥来时称奉天的沈阳游玩期间作诗曰:“北俗虽豪缺风雅,麕集屠沽作都会”,以尖刻甚至污辱性的语言嘲讽沈阳人没文化。此事令当地人大为不满,时年23岁的金毓黻亦深受刺激,认为郑氏诗作“鄙视辽人之意溢于词表”,从此矢志研究东北文化。更有甚者,先生的青年时代正值帝国主义日本蓄意侵华、觊觎东北之时,一些别有用心的日本学者为此大肆歪曲东北历史。在《东北通史》引言中,先生对此也有描述:“今日有一奇异之现象,即研究东北史之重心,不在吾国,而在日本……其搜材之富,立说之繁,著书之多,亦足令人惊叹。试拣其国谈东洋史之专籍,十册之中,必有一册属于东北,论东方学术之杂志,十篇之中,必有一篇属于东北……世界各国学者凡欲研究东洋史,东方学术,或进而研究吾国东北史,必取日本之著作为基本材料,断然无疑。以乙国人叙甲国事,其观察之不密,判断之不公,本不待论。重以牵强附会,别有用意,入主出奴,积非成是,世界学者读之,虚作如何感想。是其影响之巨,贻患之深,岂待今日而后见?”因此,发愤研究东北史、在该领域里奋起直追对中国学者来说已经是刻不容缓了。
    在先生看来,研究东北地方史,一可激发国人之爱乡爱国精神,二可驳斥日本学者之种种谬说。为了“振兴中国学术,更为了正确展示历史进程,澄清历史事实真相,唤起大众的爱国热忱,激励大众收复故土”,④金毓黻以“爱乡邦、御外侮”的思想为指导,从1923年下半年开始逐渐将治学的重点转移到东北文献及东北史地的研究上。⑤除了学术研究,他还多次在报刊上发表契合时事的文章,如《我国东北民族考》、《从史实上证明东北为中国领土》、《纪念“九一八”与收复东北》等。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都可见一个史学研究者治学态度的严谨和爱国情怀的洋溢。
    要研究东北历史,必得研究辽金史,因为东北是分别建立辽、金政权的契丹、女真两个民族的肇兴之地,东北地区的山川地理、历史掌故都与这两朝有紧密联系。“辽金二史之纪事,与东北有关者几居其半,……且近年在东北发见辽金时代之史迹,多至不可胜纪。果由研究东北地理,而从事改修辽、金二史之大业,此亦为吾国史学界结一璀灿光华之果。”⑥这也正是他认为“研究辽金史饶有兴趣,而研究东北史亦才有兴趣”的根本原因。⑦荣文库将金氏对东北史的研究的贡献概括为三:“一是对东北史总略和东北史地的研究;一是东北史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一是东北地方志的编纂。”⑧实际上,金氏对东北史的总略及研究主要包含着对辽金史的总略及研究,对东北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更多是对辽金史料的搜集与整理。由研究东北地理到研究东北史,再由研究东北史到研究辽金史,乃是自然之理。
    金毓黻涉足辽金史,固然源于辽金史在东北史研究中的必要性,同时也是出于民族情怀和对辽金历史地位的重视。在金氏之前,辽金史从未作为专门史被研究过,都是作为宋史的附属部分被提及一下;这实际上涉及宋辽金三朝的正统之辩。元朝修这三部史书时,也曾面临这个难题,最后采取了“各与正统”的处理办法,将议论留与后人。金先生在写《宋辽金史》时,也对正反两方面的意见进行了考量。从民族角度出发,考虑到汉族人口最多、历史最长、文化最深,应以宋为正统,因为“同是汉族,而僭窃之君不能为正统,四周夷狄与汉族同主中国,而夷狄之君不能为正统”。若从史实角度出发,考虑到三朝的统治区域和立国时间,“辽史仅当北宋的十分之一二,而金史则当南宋十分之四五,后世修此一时期历史,不能存偏狭之见,而为之抹杀事实,辽金二史终不为研史者所废。”在此基础上,金先生得出折中的结论:以宋史为正史而以辽金史为别史。
    尽管最终金先生还是以宋为正统,但是在讨论过程中他反复强调了辽金史的地位。他认为“只有三史兼治,才能相得益彰,存偏狭之见,斥辽金史为不足观,则精详之史实,既不能尽弃,也大背史家宁繁勿略之旨,此又宋与辽金在国史地位之又一解释也”,又说“辽金二史之分量,虽少于宋史,亦需相当之时日,乃得终业”。⑨《宋辽金史》共九章,其中涉及辽金者七章,此比例体现了“以宋为主、三史兼治”的原则。此书奠定了金先生在辽金史学界的重要地位;言金先生在辽金史领域首开“三史兼治”之先河、对辽金史研究有筚路蓝缕之功,应不为过。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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