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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博考典籍——品评史书优劣 之所以在金氏之前辽金史研究不被重视，除了因为契丹、女真被视为夷狄而遭到轻视之外，还由于《辽史》修纂粗疏，讹误较多(《金史》虽不类《辽史》之劣，但亦有阙漏之处)。也正是因此，改修辽、金史才成为金毓黻的夙愿。要达成此夙愿，先要清楚各版本史书之优劣高下。金先生的做法是博考典籍、史书互证。 1.对《辽史》的研究 先生曾言：“治史学非多读书不可，近治辽史，颇感参考书不足，至各校馆觅之，亦不能得，姑就所得以为比次而已。”⑩此“所得”有百衲本、乾隆时殿本、明朝时监本和川版《辽史》。通过研读比较，金先生认为《辽史》以百衲本为最善。 对于《辽史》编修的见解，金先生十分认同冯家昇《辽史源流考》中的观点。金先生曾言：“《辽史》一书是杂掇诸书而成，《本纪》之文多据辽诸帝实录，《列传》之文亦多本旧史，至诸《志》则采于宋人之作颇多，且彼此杂揉殊乏条理。”(11)如，《辽史·百官志》中南北面官之说多与《亡辽录》中所言类同。又如，《辽史·兵卫志》记：“辽亲王大臣，体国如家，征伐之际，往往置私甲以从王事。大者千余骑，小者数百人，著籍皇府。国有戎政，量借三五千骑，常留余兵为部族根本。太子军。伟王军。永康王军。于越王军。麻荅军。五押军。”金先生认为此是抄于《宋史·宋琪传》所记：“量分借得三五千骑。述律常留余兵为部族根本。其诸大首领有太子、伟王、永康、南北王、于越、麻答、五押等。于越，谓其国舅也。大者千余骑，次者数百骑，皆私甲也。”与此相类者非此一处。 金先生虽然认为“《辽史》抄袭宋人成著者甚多，而多不得其解，不必一一求通”，(12)然“《辽史》虽病疏略，然其善处亦不少也”。(13)《辽史》之中，以《本纪》最为先生推崇。他曾言：“余细检《辽史·本纪》，除上举数事之外，无一误者，可知其所据之底本确为辽史官之所记。且本纪所记详于本传，故考辽代事者，不可不详读本纪。”(14) 2.对《金史》的研究 辽朝历史虽然比金朝要长一百年，然从中华书局校点本看，《辽史》仅存五本，《金史》则有八本。《金史》能得以比较完整的留存，明末清初政治家孙承泽在《春明梦余录》中认为是得王鹗与元好问二人之力。金先生赞同此说，并认为刘祁所著《归潜志》中所载金事亦是详细，“是故金史之不亡，三人之力，而鹗创始之功为巨，又不能置刘祁而不数也”。(15)经金氏考证，《金史》虽多据《实录》而成，亦多取自元好问的《壬辰杂编》、《中州集》和刘祁的《归潜志》。此外，南宋陈元靓所著《事林广记》也多有可补《金史》不足之处。但总的来说，对一些史实的记载《金史》还是较其他史书更为详细与可信。如《金史》对爱王谋反一事的记载就比《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大金国志》更为可信。此外，《金史》、《辽史》还可互证以补不足。《辽史·张琳传》载，张琳卒于金人未破燕京之前；而《金史·左企弓传》载：“太祖驻跸燕京城南……辽致仕宰相张琳进上降表”，可知张琳当时尚且在世。金先生认为：《辽史》因张琳年事已高就言其卒，是省略而言，并未确认；而张琳降金一事，辽史也并未记载。 金毓黻先生通过亲自考证得出了与前人一样的对《金史》的高度评价：“元人修《金史》，本其国史旧作，故能出宋、辽二史之上。《金史》之雅洁，颇似《三国志》，惜无裴松之一流人为之作注耳”。(16) 3.对其他辽金文献的研究 因为《辽史》极为简略，先生曾言：“幸得元人收拾残丛，撰成专史，否则一依明人之见，鄙夷而不屑详述，则辽代君若臣之事迹及其典章制度，早委诸荒烟蔓草而不可考矣”。(17)言语中透露出对《辽史》草草编修的无奈以及对《辽史》得以残存的欣慰。为补官修史书之阙遗，金先生在私修的辽金史书的价值与真伪鉴定上也做了大量工作，《契丹国志》、《大金国志》、《辽史拾遗》、《辽小史》、《资治通鉴》等都在先生品评范围之内，此类史书多为后人综辑。 先生在《静晤室日记》中记载，《契丹国志》多抄袭于宋琪的《平燕十册》、史愿的《亡辽录》、洪皓的《松漠纪闻》以及《五代史记》、《通鉴》、《续通鉴长编》等多种著作。例如，其二十六卷《诸蕃记》抄于《松漠纪闻》，其二十二卷《四京本末》之上京条抄于许亢宗之《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所记来州以东的情景，其南京条亦是抄于《行程录》所记燕山府之语。金先生对三种版本的《契丹国志》中的四卷进行校正。此外，《契丹国志》中所记辽诸帝年月舛误极多，且《契丹国志》所记内容与《辽史》多有不合。金先生考证后认为《契丹国志》“不如《辽史》远甚”，(18)但也并非一无是处，其中亦有“为《辽史》所无者”。(19)如《契丹国志》记载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卒于保大三年，而《辽史》误为保大四年；又如，《辽史》中松州城的地理位置不详，仅有“中京正北八十里至松山馆”一句，(20)而《契丹国志·富郑公行程录》载：“自中京正北八十里至临都馆，又四十里至官窑馆，又七十里至松山馆”，更为详正。类似此四例者，不胜枚举。 《大金国志》经金氏考证认为，它多采于元好问的《中州集》、《壬辰杂编》等书，作者为元代人而“依托懋昭之名”，(21)“视契丹国志为胜，亦有可补金史之阙佚者，故考古者重之”。(22)金人王寂所撰《辽东行部志》虽仅寥寥数篇，在金氏看来可用以与《辽史》、《金史》互证。洪皓的《松漠纪闻》对于金先生而言，更是“所记金源轶事，为正史所不载者，宜将全书细心读之。”(23)其他如明人杨循吉的《辽小史》、宋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近人缪荃荪所撰《全辽文》等等，金先生都加以比较、品评，指出其可取之处。这样的工作量，非史学功底扎实、治学严谨耐心而又刻苦勤勉之人不可为，足见金先生的大家学术风范；而辨别史书之真伪优劣，则是裨益后学、功德无量之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