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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严密考证——修订记载谬误 金毓黻先生对辽金史研究的各个方面都有所涉及，具有全面性和开创性，不仅涉及政治制度、历史地理，还对辽金时期的历史人物作了前人未做之研究。只是针对性成果相对较少，仅有《宋辽金史》一部，其他成果大多散见于《静晤室日记》之中。在《宋辽金史》中，他深刻分析了幽云地区对辽朝统治者加强对中原统治的重要意义，还总结了金朝衰亡的原因：一为戕杀宗室，二为极端汉化，此外还有乣军之叛、群盗之滋等。 金先生曾在北京大学受教于语言文字学家黄侃，而黄侃又是精通文字、音韵、训诂的朴学大师章太炎的学生。这样的师承，保证了他在史料考证方面的功力深厚。金先生本着求真的治学态度，修订了大量辽金相关历史记载的谬误，尽可能地还历史以原貌。这不仅在当时有助于“御外侮”，在后世也是意义重大。 1.对辽金政治制度的研究 辽、金为少数民族政权，其制度虽多效仿中原汉族王朝，但也带有自身的民族特点。这对于任何一个研究辽金史的学者而言都不容忽视，金毓黻先生对此也十分重视。例如，他对辽代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南北面官制度做了深入研究。他首先肯定了“以北枢密院治契丹，南枢密院治汉人”的二元体制，并将其与前朝录尚书事、宋朝领三省事列为一例，都是政府重心。南面官中虽设有大丞相及左右丞相，但都是虚位，权力主要集中于南院枢密使手里；实际上是北、南枢密院分掌北、南之军政大权，且北枢密院权力更高。他认为辽朝是枢密使位于百官之上，北面官中的北、南二府宰相也应居北院枢密使之下，但《辽史·百官志》却将宰相列于枢密使之上，不为妥当。为了能更明确北面官制中各机构的职能，金先生还以清代官制加以比较，如将北枢密院比为军机处，掌军国大政；北、南二宰相府则比为吏、户二部；北宣徽使则如内务府与工部；大惕隐司又如宗人府；夷离毕院则如刑部及都察院；另有大林牙院有如翰林院；敌烈麻都司如礼部。(24) 通检、推排之制是金朝的重要的户籍制度，前者始于世宗大定四年，后者始于大定十五年九月。起初二者概念略有不同，但世宗之后已无区别。二者所检之对象都为物力，而物力之范围无明确划定。据金氏考证，世宗时期物力尚包括土地、奴婢、牛具以及积粟浮财等；到了章宗明昌初年则有“命民之物力与地土通推者”(25)之语，即此时物力已不包含土地；而到了泰和二年时，又有“既问人户浮财物力”(26)之言，可见此时浮财也已不在物力之内。 辽金时期的横宣使、横赐使之称见于郑麟趾的《高丽史》之中，却并不见于《辽史》之中，《金史》之中也只有横赐之称。日本学者稻叶君山的《契丹横赐、横宣之名称》一文对此二称谓有所研究，认为“横”字义同横帐之“横”而“横”又同“潢”；认为横宣、横赐之称源于契丹国主的横帐，为敕宣、敕赐之义。金先生质疑这种观点，“若如稻叶氏所释，则为凿之使深，强作解人，恐与原义不合，余不敢曲从也”。(27)据先生考证，横赐一说，已见于唐代，是为契丹所袭用。宋朝避讳横字而将“横”改为“泛”；而契丹之所以有横使、横赐、横宣之称，乃是“以别异于与国”。(28) 2.对辽金历史地理之研究 金先生曾言：“研史者不明地理，则郡邑之分合，山川之向背，民族之分布，户口之耗息，物产之丰绌，人文之变化，皆不能曲证旁通，究其原委。由是言之，与历史关系最密者，舍地理其谁属”，(29)同时认为研究东北地理，“辽、金二史宜取其全部读之，而《地理志》尤要，一字不可忽略。”(30)他在《东北通史》中就对辽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及金上京会宁府等地进行过考证，在《宋辽金史》中也曾着重论述过辽朝所占据的幽云地区，认为十六州之外，平州、营州、易州也都为辽朝所据。(31) 金氏对辽金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贡献，还在于他对某些地域的位置、归属及名称的来历变迁等问题的重新考证，而不盲从前人。在《东北通史》中，他结合宋人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与日本学者箭内亘之考证，对耶律阿保机所居“汉城”之说的位置重新研究，认为汉城应在滦河上源、檀州西北、炭山东南之地，对近人姚从吾的考证予以辨驳。关于契丹灭渤海国之时曾围攻的“忽汗城”，据宋人记载为扶余府，但经金先生考证应为上京龙泉府或为中京显德府。关于辽阳故城辽州沈州诸地的归属问题，金先生结合对数史的考证，认为应在辽东南部，而不属于渤海国。类似地，他还对《辽史·太祖纪》所记“太祖所崩行宫在扶余城西南两河之间”的“两河之间”为何地进行了考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除此之外，在《静晤室日记》中，他还结合多种史籍之记载，对辽代通州、宁江州、冷山、显州、木叶山等地准确地理位置的考证，都是前人考证有误或未深入研究之问题。 3.对辽金历史人物之研究 由于语言的不同，契丹、女真上层统治者往往会同时有一个汉名和一个契丹或女真名，甚至有一人多名的情况。这在各类史书中不胜枚举，甚至在同一史书中也会出现一人多名，这往往给研究者带来困扰。此外，由于辽金史籍的简略、残缺，一些人往往只见名而不见传。因此对辽金历史人物进行考证也是必要的，金先生在这方面也付出了很多心血。 金先生对辽代人物的研究，首先涉及辽朝皇族的名号和谥号。辽穆宗耶律璟改名为明的原因，钱大昕在《二十二史考异》中认为：“当是后周避庙讳更改”，但金先生发现穆宗改名为明在辽代已出现，辽庆陵哀册中对此有明确说明，并非后来史书所改。他还对《辽史·营卫志》所载“孝文皇太弟有敦睦宫”之中的孝文皇太弟为何人、西辽耶律大石的号“葛儿罕”等问题进行了考证，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此外，金先生对一人多名的情况进行了考证。例如，他认定《册府元龟》所记“附得东丹王堂兄京尹污整书问慕华行止”中的“污整”与《辽史》所记的“兀里轸”为同一人，污整为兀里轸的异译；《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所记，“辽主遣永州观察使耶律襄，太常少卿、史馆修撰贾师训，来贺正旦”中的“贾师训”与《辽史·道宗本纪》中所提到的“贾世勋”为同一人；《辽史》、《金史》中都记有李石一人，但是金先生经过考证断定两者决非一人。 金先生研究的金代人物主要有熊岳人王庭筠、完颜希尹与王寂，其中研究最深的当属熊岳王氏家族，此家族中的王庭筠(字子端)更是先生颇为赞赏的金代文学大家。他认为“金源一代文学之彦，以黄华山主王子端先生为巨擘，诗文书画并称卓绝”，(32)同时代的文人如党怀英、赵秉文、赵沨、李纯甫、冯翰璧皆不及此人。由于《金史》对这位金代大文学家的记载仅寥寥数言，金先生不但为其重新作传，还对王庭筠不为当时的金朝文人所待见一事也作出辩解。金毓黻先生极为推崇王庭筠，认为其诗、书、画三者俱佳，可谓代表东北作家之不二人选。这是先生对东北之地无文人之论的强有力反驳，也从侧面体现了他对东北大地的情怀。 此外，金先生还对《金史》中所记人物的错误或分歧，进行考究与订正。如《金史·梁肃传》记：“梁肃字孟容，奉圣州人”；然《续夷坚志·天赐夫人》却言“广宁闾山灵应甚者，参知政事梁肃家此乡之牵马岭”。据金先生考证，此处乃《金史》之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