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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始终坚持“通古今之变”的治史追求 史学家司马迁的著述追求就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通变思想遂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优秀文化遗产之一。这既体现在历史编纂学方面，又影响到史学撰述的宗旨。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指导下，二者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一是指通史编撰，二是指要认识和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两者相辅相成，只有通过通史的编撰和研究，才能得出更加符合中国历史特点的规律；反过来，以总体性特征和规律认识和把握每一社会形态或这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发展及其特点，才更具有科学性和历史性。 安作璋的史学研究就呈现出这样的治史追求。正如他所言：“大家都知道我是专治秦汉史，实际上治秦汉史只是我研究历史的一个试验田，通过治秦汉史，我摸出了一点门道，积累了一些经验。我真正想研究的还是通史，就是通古今之变，这是我最后的目的。”⑨1986年编撰出版了《中国史简编》，1993年主编出版了九卷本(12册)《山东通史》，2001年主编出版了《中国运河文化史》，2004年主编出版了八卷本《齐鲁文化通史》(与王志民主编)，2008年主编出版了六卷本《济南通史》，这些论著都是“通古今之变”这一治史追求的重要体现。 就如何编写一部完整的中国通史，安作璋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思考和经验总结：一是纵向的“通”，也就是弄通历史的来龙去脉，或者叫做纵向联系、逆向考察和顺向考察。具体来讲，首先要弄通每一个社会形态的最本质的特征以及形成这些特征的原因；其次要弄通前一个社会形态如何向后一个社会形态转变以及转变的环节；再者要弄通每个社会形态内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最本质的特征及其形成的原因，以及前一个历史阶段怎样向后一个历史阶段转变。二是横向的“通”，也就是要弄通每一种事物与其左邻右舍的关系，或者叫做横向联系。这又包括两方面内容，首先是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应该注意阐明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其次还要和处于同一社会形态或同一时期的外国历史相联系，进行比较，方能显示出中国历史的自身特点和规律。三是类通，也就是以类相从，逐类贯通。每个社会形态的每一项历史内容，虽然分散在不同章节，但又都是自成体系，这样既可以避免重复脱节，又便于使人认识和掌握每一类事物发展的线索和规律。 安作璋的上述“通史”编撰思想与方法，是中国通史编撰学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除了这一史学贡献外，他对于区域通史或地方通史的编撰也有自己的思考，亦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为我们提供了地方通史编撰的成功范例。他从编撰队伍、体例、史料搜集、问题研究、成果吸收等七个方面进行了总结，特别是对于编撰新体系的构建和正确处理地方通史与中国通史的关系，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认识。《山东通史》的编撰，吸收了中国传统史学编撰的各种体裁的优点，分为通纪、典志、列传、图表四大部分，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山东地方通史体系。以上四个部分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互相联系，互相补充，有详有略，详略互见，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山东历史的全貌。在处理山东地方史和中国通史关系方面，他提出既要反映中国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突出山东地方史的特点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对全国性的重大事件只能作背景叙述，而集中论述其在山东地区的表现；对山东地区特有的事件，除集中论述其本身内容外，也需简要论述其对全国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