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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史浪潮席卷国际史学界。与许多国家一样，德国史学界也出现了全球史研究热。初看起来，对于以深刻反思纳粹历史为己任的德国史学界来说，突破传统的民族国家史学框架，把历史研究的视野扩大到欧洲乃至全世界，通过从民族国家史到社会史再到全球史的视野转移与创新，逐步深化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过，回顾20世纪德国历史学走过的历程就会发现，研究视野的创新与历史反思之间的关系远非如此简单。 在传统视野下同样可以反思历史 传统的民族国家视野并不一定妨碍历史反思。自19世纪以来，德国历史学是以民族国家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史学。作为民族主义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历史学家曾不遗余力地为本国的统一、建设与扩张摇旗呐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结束以后，德国史学界对本国历史道路的深刻反思才真正开始。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下简称“西德”或“联邦德国”），这种反思以20世纪60年代初“费歇尔争论”为标志。弗里茨·费歇尔以众多档案资料为依据，揭示了德国政府在战争爆发之际就备有庞大的扩张与兼并计划这一事实，认为德国蓄谋已久，对战争爆发负有重大责任。他的著述挑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以来德国史学界关于本国没有特别重大战争责任、欧洲各国共同“滑入”战争这一正统观点，引发了西德学术界和舆论界的一场大论战。虽然以格哈德·黎特为代表的保守派进行了激烈反击，但费歇尔在左翼媒体、青年教师和学生的支持下，最终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不过，德国史学界后来的结论是：虽然费歇尔对德意志帝国的对外政策进行了激烈批判，但他更多是出于历史学者的道德义愤，其研究领域和方法并没有多少创新之处，与传统史学没有多大区别；更为重要的任务应该是挖掘深层次的国内原因，揭示德国推行扩张政策是为了转移国内社会矛盾、维护其统治地位；要实现这一研究目标，就必须将视野转向国内，转向社会史和经济史。在此观点引导下，自70年代起，西德史学界开始了向社会史的大转折。其实，“费歇尔争论”证明，只要对极端民族主义采取批评的眼光，即便在研究领域与方法上没有创新，也能够实现对本国历史的反思。在传统的研究领域使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击败极端民族主义史学观点，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意义。 忽视传统领域的研究，对反思历史是很不利的。这在欧洲关于一战爆发原因的争论中得到了验证。欧洲史学界长期存在一个学术逻辑上无法绕开的理由：只有对一战爆发前相关国家的外交战略和危机对策进行比较研究，才能确定各国对一战爆发应负的责任份额，从而确定德国是不是罪魁祸首。自“费歇尔争论”以来几十年里，无人能够填补这一研究空白。对于传统的外交史专家来说，精通多门语言，并找到新的具有突破意义的档案资料，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坎，而社会史学派则对外交史避之唯恐不及。直到2012年，在剑桥大学任教的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通过对英、德、法、俄、奥和塞尔维亚等国相关档案的挖掘与研究，在《梦游者：1914年欧洲是如何走向战争的》一书中得出结论：不能说德国对一战爆发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而应该说欧洲大国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此书德译本一出版，便受到德国保守派的欢迎，再次引发了关于一战责任的激烈辩论。社会史学派虽然进行了及时反击，但由于缺乏势均力敌的、具备国际视野的实证比较研究，其反击略显苍白无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