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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史研究缺失国际视野 诺尔特等人利用国际与全球视野为纳粹罪行进行辩护，以及克拉克为德意志帝国一战责任的辩解，虽然政治性质不同，但都与德国社会史学派缺失国际视野很有关系。社会史学派对国际关系史的忽视，不仅影响到相关领域具体问题的研究，也直接影响到其整体社会史的理念设计与实践，其领军人物汉斯-乌里希·韦乐的《德意志社会史》就是一个例子。该书以马克斯·韦伯的社会概念为指导，把社会理解为一个由政治统治、经济、社会阶层以及文化构成的整体。德意志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是德国历史不可回避的核心内容，也应该成为德国社会史的重要维度。然而，出于对民族主义政治与史学传统的厌恶，韦乐回避了这一民族维度。在该书中，德国历史上的对外关系被归属于“政治统治”中的政治鼓动、思想意识等章节，主要内容是对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批判。在他的笔下，德国社会似乎生存于国际关系的真空之中。如此不正常的处理，无疑是作者的政治立场导致其学术视野的扭曲，其结果耐人寻味：社会史学派虽然告别了以国家政治特别是外交政策为中心的传统历史学，将目光转向以德意志社会为中心的历史研究，但又陷入一种“民族社会史学”。虽然后者拥有对民族主义的批判立场，但它终究仍属于民族史学，是一种奇特的反民族主义的民族史学。 政治上的反民族主义导致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这是一个始料未及的结果。其原因在于社会史学派的政治立场过度影响了其研究视野，把重视民族问题与极端民族主义立场混为一谈。德国历史的悲剧就在于，德国人过于重视民族问题，同时又采取了极端民族主义立场。19世纪至1945年，民族主义是德国政治思想的主流，极端化的政治思想（包括史学思想）与政治实践相互刺激，最终酿成两次世界大战。对于这一时期的德国历史学家来说，鉴于民族矛盾的尖锐性，强调民族斗争的重要性既不可避免，也不无道理。他们的过失在于，在当代经历的影响下，对19世纪以前民族斗争的渲染与虚构以及对政府极端政策的积极支持，未能指出本民族利益诉求的不合理之处以及欧洲民族斗争困境的和平出路。对于1945年以后包括历史学家在内的绝大多数德国人来说，拒绝与批判极端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共识。作为历史学家，反思本国的历史道路，对极端民族主义进行彻底的批判，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出于反民族主义立场而否定民族矛盾在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期德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则显然是矫枉过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