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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王受命”是周王朝立国的终极依据和王朝命脉之所在，也是周王朝占主导地位的影响有周一代的社会观念。关于“文王受命”说的起源，比较流行的司马迁所述的“虞芮质成”说实不如《程寤》的“大姒之梦”说更近乎历史的本真。这个观念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在大姒之梦以前，文王受命是指接受商王之命，其后，则是取商王朝之命而代之，只是到了周公时期其内涵才扩而大之，成为文王接受天赐予的统治天下的大命。清华简《程寤》篇对于说明“文王受命”问题十分重要，此篇以述史为主的写法和一些用辞之例，都表明它当成书于西周晚期或春秋时期的史官之手。这对于研究《逸周书》的成书时代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 键 词：清华简/《程寤》/文王受命 作者简介：晁福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清华简《程寤》篇的面世，使人们对于“文王受命”这一问题有了更多的认识。周人历来艳称“文王受命”，意即文王承受天所赐予的统治天下的大命。其实，“文王受命”说的出现和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并非自来如此。今试作讨论，提出拙见供参考。 一、“文王受命”源于“虞芮质成”抑或是“大姒之梦” 关于“文王受命”的起源，自来有两说，一是《史记》所载的平虞芮之讼；一是《逸周书》所载的解大姒之梦。因虞芮质平而文王受命之说为历代学者所信，虽然有不信者①，但肯定这种说法者却多至不可胜数②。平虞芮之讼事，见于《史记·周本纪》： 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③ 这是司马迁关于“文王受命”最为完整的说法，在《史记》中提到此事的还有，《刘敬叔孙通传》所云“及文王为西伯，断虞芮之讼，始受命”。按照司马迁的说法，西伯先是以高尚的德操和周邦的礼让之风，平息了虞芮之讼，并由此而感动了许多“诸侯”邦国，然后才得诸邦国拥戴，称其为“受命之君”。司马迁述此事，可能是依据《诗经》的记载。虞芮质成之事，首见于《诗经·绵》篇，此篇谓“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虞芮之争被平息，是因为文王感动了两国君主的本性)”《毛传》注诗一般极简略，而于此句却大费笔墨，谓： 虞、芮之君，相与争田，久而不平，乃相谓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质焉?”乃相与朝周。入其竟(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二国之君，感而相谓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让，以其所争田为间田而退。天下闻之而归者四十余国。④ 毛传所云与《周本纪》完全一致，且更为详细。《周本纪》与毛传的相异之处在于补充了文王受拥戴而被誉为“受命之君”之说。因平虞芮之讼而受拥戴进而受命称王，可以说是战国秦汉以降广泛流行于世的说法，当代学者也每每相信此说⑤。分析《绵》诗和毛传的说法，并没有因虞芮质平而文王受命之说。此说当为司马迁所增衍。 “文王受命”起自大姒之梦的说法，没有前面那种说法流行。这其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逸周书》在儒家文献里不占主流地位，因此也没有引起司马迁的充分重视而将大姒之梦载入《史记》。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文王受命”说因何而起也就没有成为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所以历代学者言文王受命之源就多以司马迁之说为准了。 现在分析起来，可以发现司马迁之说是有问题的。 其一，从毛传的相关叙述看，当时的传说里并没有“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之说，此说当为司马迁所附加。司马迁笃信周文王受天大命，故而附加此内容，他写武王伐纣事，和《逸周书·克殷》相比，就附加了“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等字⑥。司马迁所附加的这方面的内容，来源不明，可以置疑。 其二，从西伯恭听纣王之命到以周代商，接受商王朝之命，再到宣示统治天下的大命，周文王一直是小心翼翼从事，不可能在大姒之梦以前就匆忙宣示自己得统治天下之大命⑦。司马迁一是在《周本纪》里谓文王为“受命之君”，一是在《齐世家》中云“西伯受命”。“受命”之意是谓治天下之命，抑或是谓接收商王朝之命，并不清楚。虽然其意模糊，但从司马迁对于谓文王受命的总体认识看，他实际上是暗示着虞芮质平后文王即得到治天下的大命。这是不符合周人受命观念发展情况的。 其三，司马迁述文王因虞芮质平而受命之事，还见于《齐世家》：“周西伯政平，及断虞芮之讼，而诗人称西伯受命曰文王。”依此意，《齐世家》所云“诗人”当指《绵》诗之作者，但《绵》诗中并无说文王受命之句。文王受命说在《诗经》里见于《诗·大雅·文王》序，云“文王受命作周”。司马迁在这里采取了移花接木的办法，将两者结合了起来，形成了诗人因虞芮质成而文王受命之说。移花接木之术固然增加了叙事效果，也提升了文王的光辉形象，但却加大了与历史实际的距离。 其四，司马迁撰《史记》多有采《逸周书》者，如写武王伐纣全据《逸周书·克殷》，写武王自殷返周途中事采《逸周书·度邑》的记载等，是为显例。但于文王受命却不取《逸周书·程寤》。其中原因应当在于司马迁循孔子不言怪力乱神之旨。春秋战国时期所流传的关于周文王的凤鸣岐山之说⑧、赤鸟衔书之说⑨，皆为司马迁所不采。所以不取大姒之梦，而采颇有文采和故事性的虞芮质成来叙述，应当是司马迁撰史“其文直其事核”(班固语)风格的表现。然而，上古时代古人笃信梦境，这是社会实际，而非怪力乱神之事，不应当一概否定。“受命”说固然无稽，但当时的人笃信大姒之梦而文王受命，则是历史的真实。司马迁述此事固然展现了其不信虚妄之说的理性眼光，但却与历史之真失之交臂。 《程寤》所载因大姒之梦而文王受命的说法，比之于虞芮质成说更为可靠。理由可分以下几项，其一，是篇出现的时代要早于《诗经》毛传和《史记》。虽然记载出现时代的早晚不能成为决定性的证据，但就历史时段而言，较早的记载因其近乎史事而易真，而较晚的记载则往往远乎史事而易假，则是一般的规律。其二，《程寤》述文王为大姒之梦而隆重占卜，然后才拜受吉命。这种“受命”的过程及方式，与《尚书》诸篇所载相近或相同，而与《史记》所载因虞芮质平而文王受命之事不合拍。《尚书·大诰》一云“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命)(文王给我大宝龟，让我知晓天命)”；一云“宁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文王采用占卜的方法，知道自己能够接受天命)”⑩。都表明周公认为文王是通过占卜来得知天命的。此与《程寤》篇合，而虞芮质成说里却无占卜的迹象。《大诰》作于周初，可见是时周公等人认为文王受命系由占卜所得天命。这对于说明《程寤》篇记载之可信，甚为有力。《尚书·多士》载周公语谓“敕殷命终于帝(教殷命终结于帝)”，又谓“有命曰：‘割殷，告敕于帝(天命令说割剥殷命，并且将情况禀报于帝)”(11)，这与《程寤》所云“受商命于皇上帝”的语意是一致的。然而，这一点在虞芮质平而受命说里也是找不到痕迹的。其三，依当时情理，受命(无论是受商命，或是受天之大命)，皆为十分重大的事情，此事本当由在西方居于领导地位的西伯来宣示，而不应当由名不见史传的蕞尔小国来宣示。再说，将八卦重为六十四卦，自司马迁以来皆谓文王被囚羑里时所为。文王演易的目的无外乎寻绎天道与人道。文王演易，实出于他对天道观的深入思考。可以说，西伯文王最有资格来宣示天命，而西伯治理下的诸小国则无宣示此事的资格。其四，占梦以知吉凶，是自殷商以来的传统，甲骨卜辞里就有一些为商王占梦的记载。可见占梦是商代以来的一个传统，而以仁德高尚而得天命则是起源较晚的观念。从周初诸诰来看，这一观念当在周公摄政之后。其五，从《逸周书·大开武》篇载周公对武王语来看，周公实际上是认可文王受命源自大姒之梦的。周公谓“兹顺天。天降寤于程，程降因于商。商今生葛，葛右有周。”(12)意谓要顺从天意。这个天意就是在程地降给大姒以梦，这是因为商王朝已衰败，商王朝的庭院里生了葛荆，这是对周有利的事情。这与清华简《程寤》所载，十分吻合。从以上几个方面看，“文王受命”源于大姒之梦的说法，比源于虞芮质平，应当更能让人信服。 “天命”之说本属子虚，但商周时人却笃信有加，成为当时社会思想的重要理念。因此，研究其起源和发展对于认识那个时代的社会情况，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对比《史记》和《逸周书》的相关资料，应当得出结论是《逸周书·程寤》篇以及清华简的相关记载更为可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