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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宋儒胡寅曾谓“虞芮质成而文王受命云者，亦齐东野人之语耳”(《知堂读史管见》，卷十一“帝遇弑”条。《续修四库全书》，第44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86页)。清儒朱鹤齡认为虞芮质成而文王受命之说乃是“惑于汉儒谶纬之说，其诬甚矣”(见《尚书埤传》，卷九“先王建邦”条，四库全书本)。 ②历代儒者除释诗、书经意者之外，还多从人心所向即天命的角度来肯定虞芮质成即文王受命，如清儒黄中松之说即为典型。他说：“所谓‘天命’者，天岂谆谆然命之哉，以行与事示之而已。虞芮质成，诸侯闻而归者四十余国。人心之所向即天命之所归也。”(《诗疑辨证》，卷五，四库全书本) ③《史记》，卷四，《周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7页。 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十六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02页。 ⑤我在小书《天命与彝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里就曾采用虞芮质平而文王受命之说，见此书第97页。我的这个说法是不妥之论，当予以修正。 ⑥后人在整理《逸周书》时又将这些字加进《克殷》篇中，见黄怀信等撰：《逸周书汇校集注》，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75页。 ⑦明儒陈第曾经指出此点，谓：“殷商赫然在上，文王以服事殷，乃擅自改元以识受命之始，可乎?此虽庸人，知其不然也”。(《尚书疏衍》，卷四“惟十有三年春大会孟津”条，四库全书本)。 ⑧春秋时期，周大夫内史过语谓：“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国语·周语》，上。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9页)后世循韦注以为“鸑鷟”，即瑞鸟凤凰。 ⑨《墨子·非攻》下篇：“赤雀衔圭(书)，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孙诒让：《墨子间诂》，卷五，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51页)。 ⑩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8-199页。 (11)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十三，第219-220页。 (12)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1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十六(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07页。 (14)《尚书·大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十三，第199页。 (15)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1册“图版”第6页，“释文”第136-137页。北京：中西书局，2010年版。按，简文的“商廷(庭)隹(惟)棶(棘)”，汉唐间文献述此事多作“产”或“生”棘，专家多认为系“隹”之误字，或当是。但作“隹(惟)”，语意亦通，似不为误。 (16)《墨子·非攻》下篇述商纣王时国中乱象有“棘生乎国道”(孙诒让：《墨子间诂》，卷五，第151页)，与本篇所言“商庭惟棘”之说可以互证。另外，《逸周书·大开武》篇周公语，说“天降寤于程，程降因于商，商今生葛”(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卷三，第277页)亦有类似的说法。 (17)《程寤》简的“霝(靈)”，指巫者。后世竹简资料中亦可得到印证。北大秦简《祓除》载：“……霝巫以卜尺。霝巫所视，霝筴(策)所指……今霝巫斋戒絜(洁)衣，为某祓徐(除)百鬼，莫不许。”(转引自田天：《北大秦简“祓除”初识》，见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第8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3-48页)。灵巫所持的“卜尺”、“策”，皆当为祓除仪式上驱除鬼邪的工具。周代的灵巫是否如此祓除尚不能骤定。 (18)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四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974页。 (19)《王力古汉语字典》，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27页。 (20)《说文》“寐觉而有言”，“言”或本作“信”，段玉裁据《韵会》所载别本，并举《左传》载季寤子字子言，力证“言”字为是(《说文解字注》，七篇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47页)。 (21)“攻”是为古代祭祀方式之一，《周祀·春官·大祝》载“六祈”，其中的禜、攻、说三者皆是对于强起灾祸之神灵的祭祀方式，郑注谓：“禜，如日食以朱丝禜社。攻，如其鸣鼓然。”“攻说，则以辞责之。”有日食发生时，用朱丝将作为社神的社主缠绕起来行祭，这叫“禜社”。至东周时仍可见到这种祭祀方式。新蔡葛陵楚简习用“  (婴)之以兆玉”，“意为将玉饰缠系于祭牲之上，以求神灵满意”(罗新慧：《说新蔡楚“婴之以兆玉”及其相关问题》，《文物》，2005年第3期)。这应当是《周礼》所说“禜”的祭祀方式的延续。将“兆玉”系于牺牲之身，固然是在悦神，但也表示着此牺牲系我所献，你若灵验，我便予神，你若不灵验，我就不献给你。此正如《尚书·金縢》所载周公祭神之语“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圭，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圭”。“禜”当与“攻”“说”相一致，含有对于神灵的不敬不惧的因素。(22)《吕氏春秋·首时》篇谓“王季历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羑里之丑，时未可也。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玉门之辱。”《太平御览》卷四百八十六引《尸子》有“羁武王于玉门”之说，章太炎、陈奇猷等皆认为此说可信(见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76页)。是文王、武王两代人皆忍辱待时，以图谋大业。此说当距离历史实际不远。 (23)李学勤主编：《清代大学藏战国竹简》，(壹)，第136页。 (24)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第176-178页。按，“文王弗忍”的忍字，清儒潘振《周书解义》释为文王“不忍叛”，得之。 (25)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第245-265页。 (26)殷墟卜辞中没有以“上”代天之例，甲骨文的“上”，只是表示上下之上。但和商代有关的可靠文献中却多用“上”指天。如《尚书·盘庚》篇谓“何生在上”，伪孔传“生在人上”，“上”犹言世上。又云“先后……自上其罚汝”，“上”当指天上。《尚书·西伯戡黎》“乃罪多参在上”，《尚书·微子》“我祖厎陈于上”，“上”皆指天。《尚书·高宗肜日》“天监下民”，可见天在上，民在下。西周时期，每以“上”表示天，如《尚书·酒诰》“腥闻在上”、《吕刑》“穆穆在上”、《诗经·大雅》“文王在上”“赫赫在上”、《周颂》“高高在上”。这种情况似可如此理解，即《盘庚》等可靠的商代文献成书于西周时期，是周人用周代观念述商事而成。清华简《程寤》简文谓“明明才(在)向(上)，隹(惟)容内(纳)棶(棘)”，意思是说光明之天在上，宽容包纳着那些荆棘。指出了“天”的宽容大度。 (27)分析周原甲骨卜辞的这些内容，详见徐中舒《周原甲骨初论》(原载《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0辑，《古文字研究论文集》，收入《甲骨文献集成》，第33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4-397页)。 (28)《逸周书·商誓》篇这段话的“奉”字，刘师培说当为“韦”字，“韦、奉形近致讹”(转引自黄怀信：《逸周书汇校集注》，卷五，第483页)。 (29)《史记·周本纪》述武王伐纣事，在这段祝辞之后有“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十七字，研究《逸周书》的不少学者多据此而将它补入《克殷》篇。但是，观周武王当时的天命观念，其所得的天意，或者说天命，止是受商命而已。“膺更大命”之理念，直到周公时代才始出现。司马迁以后世观念来写此事，加入这十七个字，可能是不妥当的。早有学者注意到此点，黄怀信等撰：《逸周书汇校集释》和黄怀信著《逸周书校补汇释》两书，皆保持传世本原貌，没有增入此十七字。 (30)《逸周书·商誓》。按，武王的这句话，原文作“革纣之囗，予亦无敢违天命”，所阙之字诸家皆拟补“命”字。从上下文的意思看，此语中所云“天命”的内容即“革纣之命”。 (31)《竹书纪年》，卷上，明范钦审定本，清刻本，第34页。 (32)赵光贤《关于周初年代的几个问题》，《人文杂志》，1998年第1期第15页。又见于收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库”的赵光贤先生卷《亡尤室文存》，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9页。 (3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十六，第222页。 (34)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6页。 (35)《梅溪王先生文集·诗文前集》，卷十二，四部丛刊初编本。按，明儒陈第非常赞同王十朋此说，曾以其说来解释《尚书》所载武王伐纣之事，见其所著《尚书疏衍》(四库全书本)，卷四，“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条。 (36)陈颖飞：《清华简“程寤”与文王受命》，《清华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37)关于《天亡簋》背景的分析，此取林澐先生《天亡簋“王祀于天室”新解》(《史学集刊》，1993年第3期)之说。 (38)铭文语意的理解参考了孙稚雏先生《天亡簋铭文汇释》(《古文字研究》，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6-180页)所引诸家说及孙先生之说。铭文中我读为“得”的那个字，是甲金文字中的另类的“中”字，可读若得，说详拙稿《甲骨文中字说》(《殷都学刊》，1987年第3期)一文。 (39)《尚书·大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十三，第198页。 (40)《尚书·召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十三，第212页。 (41)《尚书·大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十三，第199页。 (42)《尚书·立政》。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十七，第232页。 (4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十，第224-225页。 (44)《尚书·君奭》。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十六，第225页。 (45)《尚书·多方》。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卷十七，第229页。按，周公强调天命周“尹尔多方”，即治理统治天下诸邦。武王伐纣之后宣示天下百姓时说：“上帝命我小国曰：革商国。”(《逸周书·商誓》，黄怀信等：《逸周书集校汇注》，第490页)两者相比，周公所言的受命的气魄要大得多了。 (46)本节引用彝铭，依次见《殷周金文集成》11.6014、5.2837、16.10175、5.2841、8.4317、9.4467. (47)《左传》，宣公三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一，第1868页。 (48)《逸周书·程寤》仅存篇目，内容早佚，清儒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中辑佚而补。见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卷二，第195页。 (49)见《史记·周本纪》。关于这些人的出身，《墨子·尚贤》上谓“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尚书大传》云：“文王以闳夭、太公望、南宫括、散宜生为四友” (50)《国语·周语》上篇引《夏书》“从非元后何戴”，意犹“何戴非后”，应当是“何某非某”句式的先声。 (51)说详顾颉刚《“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文史》，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41页)、赵光贤《“逸周书·克殷”篇释惑》(《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4期)、赵光贤《说“逸周书·世俘”篇并拟武王伐纣日程表》(《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等文。 (52)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转引自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第544页。 (53)说详李学勤：《清华简与“尚书”、“逸周书”的研究》，《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按，此文后收入李学勤先生著《初识清华简》一书(北京：中西书局，2013年版)，见此书第99-109页。 (54)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转引自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第986页。 (55)李学勤：《清华简“祭公”与师询簋铭》(《初识清华简》，第135-139页)、《祭公谋父及其德论》(《齐鲁学刊》，1988年第3期有)、《师询簋与“祭公”》(《古文字研究》，第22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0-72页)。 (56)李学勤：《“尝麦”篇研究》，《古文献丛论》，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87-95页。张怀通：《“尝麦”新研》，《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3期。 (57)转引自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第1066页。 (58)赵平安：《“芮良夫  ”初读》，《文物》，2012年第8期、马楠：《“芮良夫毖”与文献相类文句分析及补辞》，《深圳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59)朱右曾：《逸周书集训佼释》序。 (60)李学勤：《“逸周书汇校集注”序言》，见黄怀信：《逸周书汇校集注》，第1页。 (61)《逸周书》中除了我们以上提到的《度邑》《世俘》《商誓》等九篇当成书于西周时期以外，李学勤先生指出：“《度训》、《命训》等多篇文例相似，可视为一组，而《左传》、《战国策》所载春秋时爱情荀息、狼瞫、魏绛等所引《武称》、《大匡》、《程典》等篇，皆属于这一组，由此足见在书中占较大比例的这一组，时代也不很迟。”(《“逸周书汇校集注”序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