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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自雍正时起即着手建立“正音书院”，以便官民上下语言相通，而达到共知共解。但直到晚清，统一语的问题仍未解决。 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的兴起 1901年创办的《京话报》上，编辑者表示：要望中国自强，必先齐人心；要想齐人心，必先通言语。 在办报者看来，语言分歧意味着国家的分裂，统一语言事关国家的前途。由于认识到统一语言可以促进民众对国家的认同，“通语言”可以“齐人心”，进而促进国家“自强”，所以晚清社会对于语言的社会政治功能越来越关心。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的兴起，进一步强化了国家框架下的语文问题。 近代以来，中西接触频繁，外国对“中国”有“震旦”、“支那”、“汉”、“唐”等称呼，或是翻译名，或是朝代名。这一点很快被中国的士大夫们察觉，随着“国名”一事成为议论的焦点，国人也开始意识到“国家”这个新身份的重要性。正如美国汉学家列文森所言，“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当国人意识到“国家”这个新身份的重要性时，语文改革开始转向建立政治共同体。晚清时期统一读音的要求在士大夫阶层几乎达到了一致，最重要的理由是要基于此以建立统一的国家，以便对外。 这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日本在近代同样经历了一个建立标准国语的阶段。日本近代史家小森阳一表示，“‘国语’是近代民主国家在不断完善整备其法律体系的现阶段，由其国家的‘中心’本着面向未来的精神人为地建构起来的”。这个解释不仅适用于日本，同样适用于中国。 1902年，吴汝纶受清廷委托出游日本，在东京见到了日本著名学者伊泽修二，伊泽修二向他介绍了日本的“国语”，并且告诉他日本培养国民、增强国势正是通过教授“国语”来实现的。回国后，吴汝纶立即上书管学大臣张百熙，要求推广国语教育。 1904年，广东建立了“国语学社”。1906年，山西陆军毕业生孔繁霖在北京“官话字母义塾”里学习了一段时间后，体会到这种统一语对于“破民愚而开民智”的巨大作用。他上书学部要求在山西建立类似的学校，但校名要改为“国语普及义塾”，以使人人能读书看报，看懂“诏书示谕”，改变“朝野如两世界”的局面。这一年《北洋官报》载，学部命各省学堂添设“国语一科”，“以熟悉官话为方针”。广东番禹职员郭廷弼也在这一年设立了“国语研究所”。同年，福建船政学堂开设“国语”一科，以便学生毕业后分赴各省。以“国语”为名的学校在各地相继开设。 1911年，出使大臣吴宗濂上书学部，要求各学堂仿照日本，添设“国语”科，教与“土音”相对的“官音”，以便全国语言统一。 1912年帝制终结，中华民国建立，当时中国仍然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即便在汉语流行区，方言之间的差异也很大。语文改革运动必须对此作出回应，革命的目标不是缓解国家治理的危机，而是为国家的现代化建立一个文化普及的基础。要在国语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范式下，通过模仿这一曾在西欧近代历史上普遍出现的历史进程，通过推行国语及国语文学，来增强语文使用者的身份认同，并由此建立起近代欧洲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