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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国语” 国语运动时期，“国语”（有时也称“白话”）到底是指什么，并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甚至在黎锦熙为《国语周刊》写的发刊词中，也并没有给出一个简单明了的定义。但是，在使用这个词时，人们都认为它的前身是“官话”。 1926年出版的邹炽昌编、方毅校《国语文法概要》，是作者在广州国语讲习所里的讲稿。这本书选择的国语资料，是按照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一书中提出的思路，从旧白话小说、说唱、变文、诗词曲、讲经、语录中，摘出各种口语化的文字，并将其与民国时期的语文材料如《孙中山三民主义》和新文学作品《星空》等并列在一起。不单是邹炽昌，同时期很多人都把旧有的白话文看作“国语”的材料，在解释国语语法时，常常整合几百年来的语言资料作分析。 胡适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中提出，语音不是国语问题的关键。他说“国语先生们到如今还不能决定国语应该用‘京音’（北平语）作标准，还是用‘国音’（读音统一会公决的国音）作标准。但是我们提倡国语文学的人，从来不发生这种争执。《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的北京话固然是好白话，《儒林外史》和《老残游记》中中部官话也是好白话。甚至于《海上花列传》用官话叙述，用苏州话对白，我们仍承认是很好的白话文学。甚至于欧化的白话，只要有艺术的经营，我们都承认是正当的白话文学”。刘半农在《国语问题中的一个大争点》中表示，国语不同于“官话”并不在于语言形态本身，而是因为国语有新的政治和社会意识，他说“我的理想中的国语，并不是件何等神秘的东西，只是个普及的、进步的蓝青官话。所谓普及，是说从前说官话的，只是少数人，现在却要把这官话教育，普及于最多数。所谓进步，是说从前的官话，并没有固定的目标，现在却要造出一个目标来”。这个目标即中国作为现代国家有一个自信图强的未来。 黄正广在上海中华书局1924年出版的《国语文作法》中说，“国语这个词，往往有人误作国家规定的言语解。其实，国语是国人公用的言语，不过它还含有现代的意思。所谓国语文，便是文章的符号是国语的。我国国语，现在还未确定。不过我国人此省人和彼省人交际，用的是普通官话，而且用普通官话来作书的，也已经不少。所以这种普通官话，不过国人没有公认它是国语，实在是已经取得国语资格了。”黄正广的这番解释，涉及“国语”这个概念的三个维度：国语与国家的关系、国语与现代性的关系，以及口语与书面语的关系。 从语言学角度看，“国语”与“官话”没有显著差别。“国语”的关键在于其中的现代意识和“国家”意识。“官话”变为“国语”借助的是国家力量，把语文改革纳入了一个范围更广的社会和政治范畴当中。国语与现代国家的制度关联，在于通过国家教育体系，将统一的口语和书面语一致内化为现代国家的固有目标。辛亥革命后国家强势介入语言问题，通过教育行政机构，短时间内改变了国人的口语与书面语。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