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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一些著名遗址后来或因出于学术目的或因为配合国家基本建设，都被再度发掘。选择安特生主持发掘的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李济和梁思永主持发掘的山东章丘城子崖遗址、安志敏主持发掘的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为个案，通过理性的分析和深度的思索认为：著名遗址首次发掘的重大意义，并没有因为后来的发掘而有所改变或修正；著名遗址首次发掘的失误，往往不是因为再度发掘获得的纠正，完全可以在同类遗址的发掘中得到解决。因此，呼吁在文物资源保护为主的今天，实在不应再在著名遗址的头上动土了。 关键词：著名遗址 考古发掘 仰韶 城子崖 庙底沟 作者简介：许永杰，男，1957年生，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南中国海考古研究中心教授，邮编 510275。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83(2016)04-0053-10 在中国考古学的历程中，一些遗址因与一些著名的考古学家相联系，更因其发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被学界视为著名遗址。曾几何时，出于种种原因这些著名的遗址多被再度发掘。重挖这些遗址的意义何在？收获几何？应作理性分析和深度思索。本文仅以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山东章丘城子崖遗址和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为个案进行讨论。 一、关于渑池仰韶村遗址 1921年，农商部矿政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经报中国政府准许，于10月27日至12月1日，主持对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考古发掘，地质调查所的地质学家袁复礼、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和中国助手五人参加发掘①。发掘工作在17个地点进行，获得一大批包括陶、石、骨、蚌、角等材质的出土遗物。 对于这样一批丰富发掘品，安特生提议：“应有名称，以便讨论。余取本地之名而名之为仰韶文化时代。”对于“仰韶文化时代”安特生估定：“予意以为仰韶纪土层属于石器及金属器时代之过渡期，与地中海左右之所谓石铜时代者相吻合。”对于仰韶文化的族属和人种，安特生以为：“据已发现之各器观之，余以为仰韶遗址，实未有文字记载以前汉族文化所遗留也。”“余个人意见，则意味仰韶文化之人种当为现代汉族之远祖，或与汉族极近之一民族。”对于仰韶文化的起源问题，安特生持如此态度：“因仰韶遗址之发现，使中国文化西源又复有希望以事实证明之。然欲完全解决此问题，为日尚远。是在考古学家、人种学家及语言学家同力合作。去固执之成见，为实诚之讨论，庶能渐达真理。尤望中国学者，对此注意，共起研究，其能贡献此学者，自更不可量也。” 继安特生1921年发掘之后，仰韶村遗址又有过两次发掘。 第一次是1951年6月29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调查发掘团在结束成皋广武的调查发掘工作后到仰韶村进行的发掘②。从报告中可知，本次发掘的目的是为了从地层上验证该遗址中所含的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的遗物的关系，即二者原本就是一种混合的文化，抑或发掘者不小心弄混了地层上的区别。发掘区选在遗址的中心部位，即安特生所发掘的第五地点，开2×20米的探沟一条，依土质土色区分堆积，清理墓葬9座，灰坑2个。第一层出土近代瓷片和铁片，为“扰乱层”，第二层出土包括两种遗存，一种是红底黑彩或深红彩的罐或碗、泥质红陶小口尖底瓶、夹砂灰褐陶鼎等仰韶式陶片；一种是磨光黑陶、方格纹、篮纹和绳纹灰陶的豆柄、鬲、带流杯等龙山式陶片。此外，在探沟西南约200米处清理灰坑一个(H2)，“这灰坑的发掘，可以证实了第一探沟的结果，使我们能确定这里的文化是一种仰韶和龙山的混合文化”。为证明“混合文化”存在的认识，报告还举例广武点军台遗址的发现，“由于广武点军台遗址的发掘，我们便已知道河南的西部是有这一种糅杂仰韶和龙山的混合文化，仰韶村遗址也是这一类的混合文化”。 此前发掘的广武点军台遗址③，包含两个时期的堆积，第二层堆积中出有细把灰陶豆、圜底绳纹灰陶罐等，当属战国时期的遗存；第三层中出有三足斝、三足鬲、直筒杯、粗把短豆等，当属龙山时代的遗存；第四、五层所出遗物，报告缺少必要的文字交代，若依“图2-48点军台遗址下层出土陶器”之侈口鼓腹夹砂罐、矮圈足豆以及“图2-49广武出土的缸底白衣黑彩陶片”之圆点、弧三角、弧线、宽带网格纹样判定，当属仰韶时代晚期的遗存。 由此可以看出，其实点军台遗址是不存在仰韶和龙山的“混合文化”的，该遗址的第三层虽出有“仰韶文化式”彩陶片，当属早期遗物在晚期堆积中的遗留，不妨碍将该层定位龙山时代堆积的认识；第四、五层遗物虽有早晚之别(其圆点、弧三角、弧线纹样的彩陶片年代较早，鼓腹夹砂罐、矮圈足豆和宽带网格纹的彩陶片年代较晚)，但都属于仰韶时代晚期的秦王寨文化。因此，以点军台遗址的发掘证明仰韶村“混合文化”的存在是不能成立的。即便是仰韶村遗址H2中出土的“一片颇为别致的彩陶，红底深红彩，是属于仰韶系统的；但器壁曲折度很大，厚度又薄，有点近似龙山系的陶器形式”，也不能证明“混合文化”的存在，而其应属仰韶时代晚期的秦王寨文化的遗存。点军台遗址真正的启发意义应是重新分析和界定仰韶村遗址不同堆积单位的年代差别。既然仰韶村所谓的“混合文化”不能成立，那么1951年的发掘就难说有什么学术意义了。 第三次是因仰韶大队寺沟村居民申请建房，1980年10-11月、1981年4-6月，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分两个年度，对仰韶村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④。本次发掘分三个地点进行，除村民建房的路东区外，还有路西和北部两区，共发掘探方4个、探沟4条，发现房基4座、窖穴41个，出土陶、石、骨、蚌器613件。本次发掘的学术目的同前次一样，是为了“能够解决仰韶村遗址的地层问题”，发掘者依据层位关系将这批遗存归属为庙底沟文化、秦王寨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和三里桥龙山文化四个时期。从发表遗物看，报告的分期结果是正确的。 客观地讲，对于仰韶村遗址存在不同时期、不同文化性质遗存的认识由来已久。1935年，梁思永在发掘安阳后冈遗址后，就曾认为：仰韶村遗址存在着诸多龙山文化的因素，“龙山极普通的篮纹、方格纹陶片常出现于仰韶；龙山主要的光面黑色和灰色陶片也屡见于仰韶。仰韶有几种陶器的形制完全属于龙山陶器形制的系统”。同时作出一种推测：“仰韶村本是彩陶文化的本土，被龙山文化侵入。”⑤ 尹达对于仰韶村遗址文化内涵的认识又较梁思永前进一步，他在写于1937年的文章中指出：“他在这里(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所说的‘粗陶器’大部分合于龙山式陶器特征；而‘较为细致’的第二类大部分合于仰韶式陶器的特征。”⑥并进一步举证《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中，出自仰韶村的陶器里至少有大杯、碗形器、罐形器、绳纹罐形器、条纹罐形器、豆形器、碗形鼎等8件为龙山文化的遗存。鉴于仰韶村遗址中包含有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遗存，因此，安氏命名的“仰韶文化”有必要加以纠正。他最后的结论是：“我们分析仰韶村遗物的结果，确知其中有两种文化遗存，还看不出仰韶文化对龙山式遗存有若何影响；这也正和河南北部及河南广武所见的现象相同，这确证仰韶村的遗址是两种文化的堆积而不是两种文化融和为一之后的遗存。” 而真正将仰韶村遗址文化内涵的准确区别、严格分期的是严文明写于1965年的《从王湾看仰韶村》一文，该文主要依据1959一1960年发掘的洛阳王湾遗址的分期标尺，重新衡量仰韶村遗址的出土遗物，将其分为五个时期。一期遗存属于半坡类型，二期遗存属于庙底沟类型，三期和四期遗存属于仰韶时代晚期的秦王寨文化，五期遗存属于中原龙山文化。 关于安特生1921年发掘仰韶村遗址的意义，在“纪念仰韶村遗址发现65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一些学者有很好的总结和阐释⑦。严文明在《仰韶文化研究中几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中讲：“仰韶村遗址第一次发掘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按：指以仰韶村遗址命名一种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因为它还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和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发端。1921年以前，我们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中国有没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存，仰韶村遗址及后来一系列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才第一次宣告我国存在着非常发达并且富有自己特色的新石器文化。从那以后我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才逐步开展起来，并且从新石器时代的研究扩展到旧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张维华在会议专刊《论仰韶文化》的前言中将严文明阐释的发掘意义作了简要表述：“它揭开了中国新石器考古事业的第一页，揭开了中国考古学的第一页，为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中国近代考古学便由此为开端。”安特生认为仰韶村遗址出土的陶鬲是中国商周时期的铜鬲的前身，长方形石刀和陶刀是华北农民仍在使用的爪镰的前身，所以仰韶文化就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前身——《中华远古之文化》。苏秉琦在《纪念仰韶村发现六十五周年(代序言)》中，则从仰韶文化与中国历史时期文化关系以及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角度讲：“从他第一次发表关于仰韶村遗址考古论文到他写仰韶文化为中心内容的论著，他的全部学术活动我们似乎归纳为一点，即试图以仰韶文化遗存为中心，探索中国文化起源问题。”“从探索中国文化起源，到探索中国文明起源这一总课题出发，看仰韶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确实应给以恰如其分的评价，不应夸大，不应缩小。” 从上文关于仰韶村遗址第二次和第三次发掘的记述和分析看，其对于安特生的第一次发掘的意义并无增补或修正。 关于安特生1921年发掘仰韶村遗址的失误，首先是由于安特生采用的是依平均深度计分地层堆积的发掘方法，因而未能区分至少包括“印纹粗灰陶器”和“彩纹细红陶器”的两类遗存，也未能有效地清理所观察到袋形穴遗迹⑧。从而为中国考古学制造了一个长达数十年的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孰早孰晚之争的学案。 1921年安特生在仰韶村遗址采用依平均深度计分地层堆积的发掘方法，是受学科发展水平的限制。1926年，李济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也是采取的同样的发掘方法。摒弃这种发掘方法始自1931年，梁思永发掘安阳后冈遗址采用了依土质土色划分地层堆积的方法⑨。正是由于发掘方法的改进，才在后冈遗址获得了以彩色陶器为特征的仰韶文化遗存埋藏在下，以黑色陶器为特征的龙山文化遗存埋藏在上的发现，才从层位堆积上获得了仰韶文化早于龙山文化的实证；也正是由于在后冈遗址准确地识别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两类遗存，梁思永才指出仰韶村遗址同样存在这两类遗存。对于确定仰韶文化早于龙山文化的认识，还有1937年夏鼐在甘肃宁定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中发现“甘肃仰韶文化”的彩陶片的层位学实证⑩，以及尹达写于1937年的《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的详尽分析。这些都早于仰韶村遗址第二次和第三次发掘，这一学案的了解与仰韶村遗址的再度发掘无关。非但如此，1951年的第二次发掘不但未能识别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两类遗存，其关于确实存在“混合文化”的认识还延续并强化了安特生的错误。至于仰韶村遗址包含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秦王寨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等多种遗存的准确识别，也是早于1980年第三次发掘的严文明写于1965年的《从王湾看仰韶村》一文实现的。 其次是安特生在仰韶村发掘之后，鉴于仰韶村出土彩陶与安诺遗址彩陶存在的相似性，认为仰韶文化的彩陶是西方传入的，进而认为中国的文化也是由西方传入的。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始作俑者不是安特生，作为一名严肃的学者，他在这一问题上所持态度始终是比较严谨的。几经咨询，几经踟蹰，安特生最初认为“仰韶彩陶与近东和欧洲彩陶相似，可能同出一源。巴比伦彩陶年代最早，四外流传，中国彩陶可由西方传入”。后来又修正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彩陶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进入华北，同时可能有高级的农业技术导入，后来与本土文化融合而得到迅速发展”(11)。正是由于安特生的严谨学术态度加之其仰韶村遗址发掘者的身份，其中国彩陶文化源于西方的认识，才在学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看法对于播扬中国文化西来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与确认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年代关系相比，中国考古学者驳斥、纠正安特生主张的中国文化西来说，经历了更为长久的时间和付出了更多的劳动，难以尽述。简要地说，有以发现老官台文化为先导的前仰韶时期的诸考古遗存的发现(12)，有以区系类型理论为指导的陕晋豫等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编年与序列的建立(13)，有中国境内含有彩陶的考古遗存在空间分布上东早西晚格局的阐述(14)等等，这些绝非仅凭仰韶村一处遗址的再发掘之“一己之力”而能为之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