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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永杰:关于重挖著名遗址的思索(4)

http://www.newdu.com 2017-09-06 《北方文物》2016年第4期 许永杰 参加讨论

    
    注释:
    ①安特生著,袁复礼译:《中华远古之文化》,《地质汇报》1923年第5号。
    ②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河南调查团:《河南渑池的史前遗址》,《科学通报》1951年第2卷第9期。本文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夏鼐文集》(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下同,第336~343页。
    ③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河南调查团:《河南成皋广武区考古纪略》,《科学通报》1951年第2卷第7期。本文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夏鼐文集》(上),第344~350页。
    ④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渑池县文化馆:《渑池仰韶遗址1980-1981年发掘报告》,《史前研究》1985年第3期。
    ⑤梁思永:《小屯龙山与仰韶》,国立中央研究院:《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5年。
    ⑥尹达:《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论安特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问题中的错误》,《新石器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
    ⑦《论仰韶文化》,《中原文物》1986年特刊(总5号)。
    ⑧安特生将此称为“袋状灰层”,“此二土层接触处,灰土层每作袋状,包于红土层上部。形如长简,而上下直径不一”。
    ⑨黄景略、张忠培:《梁思永先生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纪念安阳后冈遗址发掘50周年》,《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本文以为按土质土色划分地层应始于1930-1931年的城子崖遗址发掘。
    ⑩夏鼐:《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定》,《中国考古学报》第5册。
    (11)安特生关于河南仰韶文化彩陶与甘肃仰韶文化彩陶关系,以及与中东彩陶和欧洲彩陶的关系,彩陶西来与中国远古文化西来的前前后后的说法和认识,可以参见巩启明《仰韶文化》之17~23页《关于彩陶的讨论——安特生研究仰韶文化的失误》,文物出版社2002年;严文明《仰韶文化研究中几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载于《论仰韶文化》,《中原文物》1986年特刊(总5号)。
    (12)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华县报告编写组:《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张忠培:《关于老官台文化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
    (13)参见苏秉琦:《文明起源新探》之《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年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14)严文明:《甘肃彩陶的源流》,《文物》1978年第10期。
    (15)傅斯年、李济等:《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南京,中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
    (16)此面积原报告数字如此(1934年)。
    (17)李济:《发掘龙山城子崖的理由及成绩》,《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第1集第1期(1931年)。
    (18)傅斯年在《城子崖·序》中讲:“凭借现有的文籍及器物知识,我们不能自禁的假定海边及邻近地域有一个固有文化,这文化正是组成周秦时代中国文化之一大分子,于是想,沿渤海黄海省份当在考古学上有重要的地位,于是有平陵临淄的调查,于是有城子崖的发掘。这个发掘之动机,第一是想在采陶区域以外作一实验,第二是想看看中国古代文化之海滨性,第三是想探探比殷墟——有绝对年代知识的遗迹——更早的东方遗址。”
    (19)诸如20世纪70年代后发现的山东寿光边线王城址(杜在忠:《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堡的发现及其意义》,《中国文物报》1988年7月15日)、邹平丁公城址(《邹平丁公发现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1992年1月12日)、临淄田旺城址(《田旺龙山文化城址面世》,《大众日报》1992年3月18日)。河南登封王城岗(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辉县孟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辉县孟庄》,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濮阳戚城(马学泽:《河南濮阳戚城遗址文物调查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08年4月9日)、博爱西金城(王青等:《河南博爱西金城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2008年1月23日)、温县徐堡(毋建庄等:《河南焦作徐堡发现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2007年2月2日)、新密古城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新密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新砦(赵春青等:《河南新密新砦遗址发现城墙和大型建筑》,《中国文物报》2004年3月3日)、平顶山蒲城店(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平顶山蒲城店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5期)、郾城郝家台(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郾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淮阳平粮台(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等。
    (20)(25)目前见于报道的有:张学海《章丘县城子崖古城址》,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1992年;佟佩华《章丘县城予崖遗址》,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1992年)》,文物出版社1994年;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城子崖遗址又有重大发现,龙山岳石周代城址重见天日》,《中国文物报》1990年7月26日。
    (21)查《城子崖》报告,1930年、1931年两次发掘有A4、B4、C4、D4、纵中4等探沟,不明此处所说的1990年发掘重新挖出的“4号探沟”是指哪一条。
    (22)王恩田:《梁思永与城子崖真假龙山文化城》,《山东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23)参见张国硕:《岳石文化研究综述》,《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24)考以《城子崖》报告所发陶器,诸如纵中44坑、纵中43坑等陶鬶(图版贰拾捌、贰拾玖)、鬼脸足鼎(图版拾肆:23-27)、纵中43坑瓦足盆(图版贰拾伍:2)、贯耳罐(图版贰拾柒、图版拾玖:3)等,应为龙山文化器物;而纵中30坑浅盘细柄豆(图版贰拾叁:9)、凸棱纹瓦足鼎(图版贰拾陆:2、图版拾捌:10)、A2坑凸棱纹深腹盆(图版拾柒:10)等少量陶器应属岳石文化。
    (26)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考古圣地结新果》,《中国文物报》2014年6月20日第六版。
    (27)傅序讲:“本书所论遗址之为谭国故墟,就文籍遗传看来,十成中有九成可信了,若从此时一般作史学的风气,就要直名之为‘谭墟’了。然而本书作者,知道这只是经籍遗传之说,所发掘者并无一物确证其为谭邑,与殷墟之为殷墟有多量实物证明者不同,并且见到此地之地层有上下,不便混为一名,所以作者‘多闻阙疑,慎言其余’,集合此项文籍中材料为附录,本文中转不涉及。”
    (28)考以《城子崖》报告所发陶器,其上层遗存的年代确与董作宾所估年代大体一致。纵中29坑鬲,方唇,展沿,肥袋足,无足跟,器表粗绳纹(图版拾捌:11、图版叁拾:6),年代当在殷墟四期至西周早期。横中40坑小口双耳罐,小口,束颈,双肩耳上耸,鼓腹,底残,器表上腹纵绳纹,下腹交错绳纹(图版叁拾壹:2),年代当在西周中期。A5坑鬲,侈口,方唇,深直腹,矮弧裆残,短足,器表绳纹杂乱(图版拾捌:12、图版叁拾:7),年代当在春秋。小口无耳罐(无出土坑位),小口,方唇,短颈,球腹,圜底,器表上腹纵绳纹,下腹斜绳纹(图版叁拾壹:3),年代当在战国。纵西45坑细柄豆,浅盘,细高柄,柄中有一凸棱,素面(图版拾捌:1、图版叁拾:5),年代当在战国。
    (29)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9年。
    (30)安志敏:《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1959年第10期;石兴邦:《黄河流域原始社会考古研究上的若干问题》,《考古》1959年第10期。
    (31)(45)杨建芳:《评“庙底沟与三里桥”》,《考古》1961年第4期。
    (32)张光直:《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上的一座里程碑》,《中国文物报》2011年11月25日第7版。
    (3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
    (34)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年第4期。
    (35)安志敏:《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1959年第10期;石兴邦:《黄河流域原始社会考古研究上的若干问题》,《考古》1959年第10期。
    (36)杨建芳:《略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分期》,《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
    (37)参见许永杰:《考古类型学札记三则》,《江汉考古》2009年第2期。
    (38)本次发掘的资料尚未见诸全面报道的专题报告,本文所引来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华夏之花——庙底沟彩陶选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三门峡市庙底沟遗址仰韶文化H9发掘简报》,《考古》2011年第12期;樊温泉:《2002-2003年庙底沟遗址发掘的重要收获》,《彩陶中国——纪念庙底沟遗址发现60周年暨中国首届史前彩陶学术研讨会资料》(非正式出版物),2013年。几篇文章关于本次发掘的具体时间、发掘面积等数字有所出入。
    (39)“作者对于庙底沟仰韶遗存本身还缺乏深入的比较分析。虽然,编写人曾经由于遗址中存在众多和复杂的灰坑打破关系,而考虑到这里的仰韶遗存分期底问题,也曾挑选了一些打破关系较清楚的灰坑,进行比较器物的研究,但结论是:‘这些相互打破的灰坑,似乎在器形与纹饰上还看不出甚么显著的差别。因此,它们在时间上可能相距不会太久的。’但是,我们根据所发表的完整彩陶,通过它们的共存关系,却发现至低限度其中的碗钵类器物的纹饰,是有先后早晚之分的。这就使我们有理由进而认为庙底沟仰韶遗存并非全是同一时期的堆积,应该而且也有可能严格区分其中的早晚先后关系。”杨建芳:《评“庙底沟与三里桥”》,《考古》1961年第4期。
    (40)杨建芳:《庙底沟仰韶遗址彩陶纹饰的分析》,《考古》1961年第5期。
    (41)严文明:《论庙底沟仰韶文化的分期》,《考古学报》1965年第2期。
    (42)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华县泉护村》,科学出版社2003年。
    (43)杨建芳:《庙底沟仰韶遗址彩陶纹饰的分析》,《考古》1961年第5期;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
    (44)梁星彭:《试论陕西庙底沟二期文化》,《考古学报》198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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