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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统的一套(基准时间)” 当看到“五大”基准时间时，我们立刻会对它们的当前主义(presentism)和西方中心主义特征感到震惊。国际关系中三大首要基准时间都汇集在20世纪(1919年、1945年、1989年)，彼此间隔时间相对较短。其他早一些的两大基准时间(1500年、1648年)中间间隔较长，且与世界历史的联系缺乏持续性。也许历史的加速发展使得重大转折点变得越来越频繁，因此可以解释为什么较近历史中的基准时间如此密集。然而，国际关系有着众所周知的当前主义的缺点，而这五大基准时间令人怀疑地倾向于两种观点：西方历史即世界史；国际关系是一战后形成的一门具有自我意识的学科。尽管1500年明显是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但1648年也许最好仅被视为一次欧洲的地区性发展。为何如此突出大战？为何偏重某些战争而非其他？为何将18世纪英国占领印度以及公元前221年后中华帝国的持续统一排除在外？为什么没有人关注当代国际关系中大多数重要动因之根源所在的19世纪“全球大变革”？ 对国际关系基准时间存在着某些讨论，但主要是围绕着1648年，并集中在该时间是否可以代表从中世纪到现代的转型。到目前为止，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通常被认为是该学科的知识基础，它通过确立教随国定的原则掀起了“主权革命”，成为现代国际秩序形成的“历史断层线”。(12)某些建构主义学者将威斯特伐利亚看做通过排他性领土权、不干涉和法律上平等实现了从封建他治(heteronomy)到现代主权原则的根本转折。(13)现实主义者、(14)英国学派理论家(15)和自由世界主义者(16)都对威斯特伐利亚给予高度重视。因为接下来的正统基准时间为1919年，因此1648年在国际关系中(也仅在国际关系中！)代表着以主权领土国家体系为形式的现代性的开端。 尽管威斯特伐利亚在国际关系中有着跨范式的地位，但其作为现代国际秩序形成的核心地位存在着疑问。最为明显的一点是，威斯特伐利亚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欧洲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主权、不干涉及教随国定等原则都没有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被提及。(17)相反，威斯特伐利亚是一场争夺欧洲基督教领导权的长期动态过程——其主要目的是保卫神圣罗马帝国的内部事务，并奖励宗教战争中的胜利者(法国和瑞典)。(18)威斯特法利亚对1555年《奥格斯堡和约》中确立的主权概念进行了限制，例如它收回了各政治实体自主选择告解的权利。相反，威斯特伐利亚的法令宣布各领地须保持其于1624年1月1日时的宗教信仰。(19)更广泛地说，威斯特伐利亚并没有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主权——1648年之后的欧洲秩序依然是联姻、继承和世袭的大拼盘，而非形成了正式的国家体系。(20)雷乌斯-斯密特(21)认为1648年是欧洲从中世纪秩序到绝对主义秩序而非现代秩序的转折。总而言之，与其说威斯特伐利亚是一道分水岭，不如说它是对包括帝国邦联中心地位、王朝秩序和世袭统治等既存现实的认可。(22) 尽管对威斯特伐利亚的分水岭意义存在着如此众多的挑战，1648年的地位对于该学科的自我认知来说依旧强大。这一点尤为重要，不仅因为其在学术上是值得质疑的，同时也因为其意味着大部分国际关系的研究和教学都束缚在狭小的讨论范围(如主权)和特定区域(如现代欧洲)之内。它对于现代性的理解与其他学科格格不入，并将对19世纪产生重大影响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后期发展边缘化，从而束缚住了国际关系学的发展。的确，正如围绕1648年的讨论所显示的那样，当一个基准时间代表了在一个特定时间内发生的事件时，讨论就趋向于变得封闭(以标志着该基准时间的事件详细内容为中心)而非开放(将该基准时间作为探讨宏观历史动态的一种方式)。 其他正统基准时间更加强化了其关注点的狭隘性，尤其是1919年，它严重误导了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的形成历史。1919年掩盖了19世纪后半期国际思想愈加系统化的事实，这体现在某些美国(如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教学上，同时在欧洲和美国引发了重大争论。(23)霍布森、安吉尔、拉斯基、齐默恩、列宁和伍德罗·威尔逊等人为19世纪国际关系所关注的问题贡献了很多思想：如帝国主义的对与错、人民主权与自决权观念的日益加强、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与国际冲突的关系以及国际法和政府间机制对于战争能力的缓解作用。(24)对标准的解释同样倾向于省略国际关系、殖民地管理和种族主义之间的紧密联系，(25)更不用说地缘政治了。的确，国际关系的学科史中一大部分以及确定其当前议题的历史发展都根植于19世纪对白人及西方文明的优越论的先入之见。因此，国际关系并非在1919年突然间崭新登场，而是慢慢形成于19世纪后期所经历的前所未有的全球现代性环境中。 其他正统基准时间也受到同样的质疑。例如，尽管“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倾向于将1989年及其所代表的背景(如冷战/后冷战)作为从规范、分析和实证角度描述过去与现在的主要缩略语”，但对世界上很多其他地区而言，1989年的重要性并不大，或并不明确。(26)这个基准时间与一系列当时看来重大的变革相联系，但随着时光流逝其重要性却在减弱。如我们即将讨论的那样，有关1989年的重要性除了两极的终结之外并没有接受更为严格的考验，而且从更长的视角来看其意义究竟多大尚有待讨论。 尽管这套正统的基准时间有时候缺乏历史重要性，但它们有着重要的后果，不仅在于国际关系如何理解自我与再生产，也在于它如何有助于建构其所研究的“真实世界”并与之互动。“[1648和1919]的神话有着巨大的作用：它塑造了我们关于国际政治根本性问题的思考有着巨大的作用，将其‘正常化’为一种常识，并提供了学科领域的参数和外部边界”。(27)这种批评与那些批评当下国际关系文献中对现代国际秩序形成中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夺和没收等动态关注不足相呼应。(28)如1919年将国际关系与其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地缘政治等起源相剥离一样，其他基准时间忽略了塑造宏观历史变动的社会间结构。也许最为明显的是，从1648年直接跳到1919年的做法无视了“漫长的19世纪”中以全球现代性变革以及促使西方建立等级制国际秩序为特点的社会间重构。这段历史是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经济史、世界史和法学最为关注的时段。这段历史在国际关系正统基准时间中的空白既令人惊讶，也产生了问题。 综上所述，“五大”基准时间没能很好地洞察国际关系的基准问题领域。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放弃使用这些基准时间。然而，如上所述，基准时间是不可或缺的。它们在国际关系的自我认识方面处于中心地位，对其他学科来说是一种标志性的工具，并且维系着加强该学科大部分研究与教学的历史叙事。另一种方法则是为了探索世界政治中临时的特殊问题而利用现有的贫乏的基准时间。(29)我们部分赞同这一点。但是国际关系当下对基准时间的使用只把注意力缩小到一组狭窄的既定问题领域内。如果说这套正统基准时间存在缺陷的话，那么我们必须找到更好的替代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