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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基准时间的修正 本文最后一步即在于以上述九项标准为基础来寻找符合下面要求的基准时间：(1)对国际关系整体而非仅对特定理论传统重要的；(2)建立该学科更为有用的议程，而非来自那套正统基准时间。我们很清楚，尽管有在上文中提出的体系化和总结，但关于如何界定基准时间仍有非常大的讨论余地。我们也明白，我们将国际关系看做一个整体，因此有必要确认各种理论中都提到的重要时间的集合。局限之一在于，我们对较远的历史进行分类集合以及分辨其重要性会容易一些，而对近期的历史则不那么轻松。理解1500或1648年的重要性要比评价1989、2001或2008年容易得多。同时我们也重视事件在规模上是全球性的还是区域性的以及它们所带来的效应是大是小。与此同时，我们需要牢记三种基准时间(时间点事件、短暂转折时间段和长时段转型期)以及上述九种变革的形式。这样我们可以将基准时间分为首要、次要以及第三级等类别。 首要基准时间(primary benchmarks)是指宏观历史转型过程中重要事件的集合。它们代表着审查一系列转型过程的分界点；成为一连串相互连接的——或嵌套的——事件的标志。首要基准时间是一组重要变革的集合，它们必须深刻，或至少部分有相当的重要性。同时它们必须有全球性的意义。当然，事件的集合不可能都发生在同一年中。因此，根据1648年带来的经验，我们试图发现一个中间点，或者叫临界点，作为了解这些动态的有用的介入点。如果有可能的话，与目前所常用的方法相反，我们倾向于使用没有发生特殊事件的某一中立性时间。它也许缺乏“重大时间”的戏剧性效果，但却避免了关于哪个事件更为重要的封闭的学术争论，正如1648年的争论所带来的困扰那样。同时，它也削弱了基准时间与特定规范性立场的联系——比如对于1989年，某些国家会进行欢庆，但某些国家却大体上感到不快。最重要的是，这种方式给国际关系带来的宏观历史过程在其他方面会被淹没或忽视。例如，我们举一个将1860年作为首要基准时间的例子，因为1860年是一系列嵌套过程的直观性代表时间：国家理性化(state rationalization)、工业化、科技变革、战争模式的变化、意识形态变革等等。因此，选择1860年这样一个中立性时间要比1848或1870年更好，后两者只是强调了更宽的转型背景下的某一特定视角。尽管在国际关系中大战及其战后处理对某些基准时间来说依旧重要，但这种全新的理解将首要基准时间看做社会过程内在联系的构成。这种思考方式将国际关系的研究及教学与宏观历史变革的广阔构成再次联系起来，而非只关注那些通常会忽略、掩饰或阻碍这些动态的标点符号。 次要基准时间(secondary benchmark dates)是指并非具有深刻且全球性意义的较小的重要变革的集合。它们的影响比起首要基准时间小，可能更多是区域性的，或者会有全球性的后果。第三级基准时间(tertiary benchmark dates)主要是时间点事件，是指与其他动态有关的并非重要的集合，有着当地/区域而非全球性的影响。进行首要、次要和第三级基准时间的分级会产生歧义，即它们之间是否明确分属不同类别抑或存在某种相互的嵌套。全部或近乎全部的时间点年代都是第三级基准时间，而且它们的大部分将被升级进首要或次要集合中。首要和次要基准时间的集合在规模、密度和深度上不同。次要集合可能会包括进首要集合中，也可能自成一体。这种嵌套的情况将基准时间与按时间顺序进行划分历史时期的尝试区分开来。划分历史时期是确认关键点的线性形式，认为历史可以被依次划分为各个时期，各时期或多或少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基准时间进行分级，我们希望通过强调潜在的嵌套与集合，从而使国际关系对历史阶段的理解更为精确。 值得注意的是，基准时间在与过程集合的联系程度提高或降低的时候，会在这些层次之间转移。这在待选时间越接近于当前的时候越明显。例如，尽管2008年金融危机或9·11事件看上去只发生在世界的特定地区，但等某一天回过头来看，它们也许会成为全球权力流散和重心重新定位的更为宏大背景的一部分。而当面临如1860年对宏观历史动态的价值高于1815年的时候，后者作为基准时间的影响力则有可能衰落。因此，基准时间应该是流动而非永恒的，是一种不间断的讨论而非起到任何训导的作用。和所有历史分析一样，基准时间并不拒绝有关后续发展对意义的评判如何起作用的讨论和评估。 我们把基准时间的初步设定都集中在近现代史之中。如果往前回溯历史就必须思考国际体系的早期扩展、世界宗教的轴心时代、农业的发现、城市的崛起和与它们相伴的更为复杂的文化。我们同样会遇到问题，即1500年以前不存在全球国际体系，因此需要同时考察诸多次全球领域。我们相信1500年以前的国际体系中能够且需要确认基准时间，而且预料到当更具全球性的国际秩序取代过去两个世纪西方霸权的转型期后，它们的关联性会更强。 (一)首要基准时间 符合国际关系首要基准时间标准的现代变革有三个集合，全部都体现为全球性且有着深刻的重要性。作为这些集合宏观构成的中立年份为：1500年、1860年和1942年。 1500年此处最主要的转型事件是1487和1522年欧洲到非洲南部、印度洋和美洲海上航线的迅速开辟以及实现横渡太平洋。如上文所述，全球规模的国际体系的扩展改变了国际关系的性质。它很快地导致了大部分美洲原住民与文明的消亡，引发了欧亚大陆、非洲和美洲动植物和疾病的大交换，将印度洋贸易体系置于欧洲炮舰的控制之下，并导致一种薄弱但意义重大的包含从丝绸到白银、香料和奴隶在内的全球商品经济的诞生。某些学者认为这标志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开始。(68)围绕1500年发生的宏观历史进程集合的影响被限制在农业技术的范围内，但它为全球经济的强化和其后大规模的人口迁徙铺平了道路。这种变革总体上被国际关系理论所忽视，因为这种国际体系物理规模的变革并没有体现出直接的当代意义。这种全球规模的转型是一种一次性的过程，很明显有着深刻的和全球性的意义。 1860年1860年代表着过去五百年间规模最大、最为深刻且最为广阔的转型过程。1860年嵌入在整个19世纪的变革构成之中，这些变革加速于1840年，居于主导地位是在1870年。这种深刻的变革体现在从一个农业的、绝对主义形态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工业的、大众的社会——简而言之，向现代性的转变。相互联系的变革构成带来了新的生产方式、新的阶级结构、新的观念、新的组织模式以及极大增强的互动能力。它们合在一起产生了新的权力模式。 从观念上讲，到1860年，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人类的永久进步观都极大地改变了国际社会的社会组织原则。达尔文主义(1859年)的冲击刚刚到来。民族国家正在取代绝对主义复合制国家(absolutist composite state)──德国的统一(1870年)代表了民族原则的胜利，并缔造了一个在未来八十年间对均势造成挑战的新兴工业强国。到1860年，工业资本主义已经有足够的优势来取代农业政治经济的形式，并正在创造一个更为一体化、但极为不均衡的全球经济。同时，它也开始推动了全球二氧化碳排放与人口增长的和今天相似的几何上升曲线。工业化进一步革新了交通运输(铁路、轮船、苏伊士运河)和通讯(电报)，反过来推动了贸易和移民的急剧增加。到1860年，工业化同时也改变了军备竞赛(法国铁甲舰“光荣号”于1859年建成)和战争(最明显的就是19世纪60年代初的美国内战)的面貌。工业化已经极大地拉开了中心和边缘地区的军事权力的差距，如英国在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中轻松击败中国。在这个动态的另一面，1857年印度大起义则是之后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的先驱。 这一时期也标志着“自由主义优越性”的开始和输出。(69)到1860年，经济已经从政治中获取了某些自主权，全球市场正在开始压倒本土性交换和生产。同时，现代多边外交开始取代王朝外交。例如，到1865年，国际电信联盟成为第一个常设的政府间组织，标志着全球治理永久性机构的诞生。前文中已经提到过1862年的《英国公司法》。在此时期，西方国际社会在一种自由主义“文明的标准”(70)的基础上开始接纳日本等非西方国家。与此同时，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的阶层分化让位于功能分化。简而言之，1860年标志着与20世纪和21世纪类似的现代世界理性-官僚国家、工业社会、永久性技术变革和全球市场的到来。 如果从沃尔兹组织原则和能力分配透镜来看，这次转型显得并不突出。但对其他包括社会组织原则、互动能力和权力模式等评估工具来说，它是一次重大的转型点。 1942年1942年是第三个首要基准时间，代表着1929到1949年之间发生的大规模金融与贸易危机，这次危机通过自由主义经济和政治实践的崩溃而导致二战的爆发。它也代表着包括三个大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法西斯主义崛起的观念的改变。到1942年，所有的大国都卷入了一场结局未卜的体系战争。1929年的崩溃之后紧接着是日本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以及纳粹德国的扩张主义，成为体系冲突的前兆。在同一时期，核武器改变了战争的效用，模糊了胜利与失败的界线，并开启了人类自取灭亡的可能性。同时围绕这一基准时间的还有其他一些转型：从多极到两极的转变；作为国际社会制度的殖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瓦解；通过大范围去殖民化运动导致国际社会成员与规模的极大扩展。美国接替英国成为自由主义秩序的霸权国，并通过联合国以及新的金融贸易机制推动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扩展。中国1949年的革命给体系中增加了一个新的革命性大国，产生了长远的影响。从互动能力上看，战争期间航天技术的发展导致民用航空的长足进步，很快取代轮渡成为人员和轻型物资国际运输的主要方式。 因此在1942年的集合中，变革发生在权力分配和模式、体系危机(军事-政治及经济)、社会组织原则和国际社会规模的变化以及互动能力的小规模变革。 (二)次要基准时间 次要基准时间也代表着重要的集合，但并没有深刻的变革，且并不一定具有全球性意义。我们提出以下三者：1648年、1800年和1916年。 1648年尽管不太情愿，我们依然选择1648年作为基准时间的原因是，不管《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如何错综复杂，它是绝对主义主权国家兴起的一个合理的临界点。这个过程开始于15世纪后期，(71)通过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直到1713年《乌得勒支条约》为止。因此1648年从两个方面回应了沃尔兹：组织原则的变革和主导单位的变革。它同时也包括了社会组织原则和重大危机(三十年战争)所带来的重大变革。对许多国际关系学者来说，这种转型标志着以主权领土国家为分析单位(与联合性的帝国相对)的“现代性”的开始。同时克拉克认为，威斯特伐利亚也标志着欧洲有自我意识的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社会的开始。(72) 然而，1648年之所以是次要而非首要基准时间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它更多只是欧洲的事件，因此缺少作为首要基准时间地位的全球性依据。只有那些被欧洲历史即世界历史观念所束缚的人才会认为1648年有着全球性意义。其次，威斯特伐利亚并非标志着向现代性的转折。威斯特伐利亚的确代表着领土国家的观念，并可论证地代表着主权的观念(但并非主权平等)成为国际关系的定义性行为。然而，最终扩展到全世界的并非是与威斯特伐利亚相关联的绝对主义国家，而是19世纪兴起的理性-官僚国家(因此才把1860年看做一个更高级别的介入点)。 1800年1800年是代表从美国革命(1776年)到《维也纳条约》(1815年)之间变革的集合的象征性日期。这个集合，其代表通常是1815年，已经为国际关系学界所注意到。伊肯伯里将拿破仑战争的结束看做一个重要的先驱，即将各国纳入战后处理的合作性机制框架和锁定的稳定秩序之内。(73)很多现实主义著作将1815-1848年看做均势理论的测试案例。(74)民主和平论和战争相关因素(Correlates of War)数据库都倾向于把1815-1816年当做故事的起点。很少有国际关系的框架关注法国、海地和美国的大西洋革命。但是，这些革命建立起社会组织原则争论的轮廓，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被不断研究：市场关系的扩展和对其进行反抗的兴起；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力量的崛起；种族主义在维持全球等级制中的角色(尤其是海地的例子)。同样的，很少有学者关注19世纪早期的拉丁美洲独立战争。但这些战争对于现代国际社会的形成有两点重要意义：它们导致了国际社会从欧洲扩展到西方；和大西洋革命一样，它们标志着如共和主义及民族主义等新意识形态的崛起，这些新意识形态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对国际秩序造成了破坏性的后果。 尽管1800年代表着很重要的一个集合，但它不符合首要基准时间所需要的全球性结果。国际社会依然由欧洲文化传统中的国家所界定。极性没有大的变化——美国仍然处于世界政治的边缘，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也不是大国。《维也纳条约》是一种保守的和平，重新加强了绝对主义的原状(status quo ante)，意味着主导单位基本没有变化。尽管像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等意识形态开始破坏国际秩序，它们还没有成为国际社会的首要制度。与该同时，如社会主义和主张自由贸易的自由主义等更为激进的观念还没有改变国际体系的基本行为。同样，与该时间相联系的互动能力也没有发生全球性的变革，而只是在权力模式上发生了微小的变化(如大众动员的兴起)。 1916年1916年代表着从1911年中国清王朝灭亡到一战结束之间变革的集合。它包含两大危机：一战和俄国革命。在此期间，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同样瓦解了，导致国际社会成员数量的另一次扩展。一战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第一场工业化的体系冲突，也是19世纪后期以来各项动因恶化的顶点。这场战争加速了英国的衰落，并预示(但并不代表)着一场从欧洲到北美的权力转移。回过头来看，这场战争只是导致了权力分配的小范围变动，社会组织原则几乎没有变化。甚至连国联也只是几十年前开始的政府间组织发展的延续。尽管权力模式发生了某些变化(飞机、潜艇)，但这些只是反映了早期的技术突破。从对这段时间宏观历史动态的构成的理解上看，俄国革命是否是该集合最重要的事件存在着争议。通过在一个强国内部植入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原则，国际体系在接下来的七十年间受到了意识形态修饰与对立联盟的影响。 (三)第三级基准时间 第三级基准时间主要是时间点事件，它们没有变革的集合，或者仅是本地/区域性的。我们同样建议将这种分类用在对近期发生的看上去重要的事件上，但因为离得太近而没法评价其深度和广度。为了避免对最近事件给予基准时间身份，从而出现不成熟的评价，某些限制是必要的，例如1989和2001年。也许我们应该采用某种类似“三十年后解密规则”的方法来提升某一基准时间。我们在此提出了一个相对古老的第三级基准时间，即1905年，而其他较近的事件则大多按照三十年后解密规则来处理。 1905年日本在1905年击败沙俄意味着它被认可为第一个非白种人的大国。在当时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事件，对西方关于文化和种族优越性的概念提出了挑战。回想一下，它可以被看做是“他者的崛起”的重要一步，即非西方社会从本土的构成出发来驾驭工业化、现代国家构建和进步的意识形态。(75)1905年潜在的更大的重要性在于它标志着西方所建构的中心-边缘国际秩序告一段落。促使该体系兴起和制度化的社会间形态同样一反常态地包含着非西方大国崛起的种子。结果，由击败俄国所带来的日本的崛起可以延伸为西方的整体性衰落。或者换句话说，当代世界许多评论家关于全球(与仅为欧洲/西方相反)权力转移的争论源自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更为宽广的动因。 1978-2008年1989年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基准时间之一，意味着权力分配的重大变革以及国际社会的小规模扩展，同时也意味着一次有关现代社会秩序组织的大规模意识形态斗争的终结。中国在1978年的开放改变了权力分配，或许也预言了意识形态对抗的终结。从这个角度来看，其重要性至少不亚于1989年。而极性的变化是体系结构变革中重要性最低的形式。进行中的互动能力的转型也许可以将1991年万维网的开创与电报的诞生相媲美。1993年以来欧盟的巩固和扩张也可能同样很重要。 2001年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也处于这个时间段之中，主要对安全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样还有2008年经济危机，目前还很难确认2008年经济危机的影响，尽管人们越来越认为这是一次重大的全球性事件。就目前来看，2008年经济危机及其之后的发展主要对欧洲和美国造成了冲击。然而，危机潜在的波浪效应是巨大的，而且可能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些事件会成为更广泛构成的一部分，其中新自由主义将会失去权威地位，仅仅成为资本主义一系列模式中的一种。(76)与此同时，同1905年日本击败俄国一样，我们可以将金融危机看做西方权力相对衰落的更大的过程中的一部分。因此，2008年为我们带来一种启示，即基准时间的意义是根据视角(长时段抑或短时段)和背景(区域抑或全球)而变化的。最后，这一时段也与对气候变化的日益重视有关。从长时段角度来看，对环境关注的上升也许是国际关系变革中的第十大重要形式。 评估基准时间的过程一般都通向历史理解的新发展与新变化，所以，正如上文所述，对最近事件的评价尤为困难。因此，从长时段视角来看，表2中的时间可能会显得很不一样。例如，从宏观历史视角看，一战和二战只是从1911到1949年间一个孤立的事件——现代性的内战，其临界点为1931年。它也许会变得更与1500年、1800年和1860年左右的集合一样。也许从长时段来看，冷战也可以算作现代性的第二轮内战，继承了1911到1989年的集合，其临界点为1940年。沿着这条思路，我们可以发现另一种基准时间评级的方法。除了评价其相对的全球影响和嵌套变化的深度以外，我们的目的在于将基准时间置于反映特定的宏观历史构造之内，其意义由它们在此构成中的角色所决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