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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结基准时间的标准 至此，我们的分析来到了一个主要的岔路口。因为我们提出建立基准时间的过程对理论构建来说是必需的，因此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各流派而言是有可能形成独特的基准时间架构的。然而，这样做的唯一后果就是产生片面的、并用的基准时间的组合，而放弃了将国际关系(或至少是主流国际关系)看做一个整体。我们把那个任务交给了他人。相反我们选择了第二条岔路：全面总结之前所考察的各种理论的视角。我们的方法是提炼出表1中所列举的基准时间中的基本原则。这主要是一种实用的手段，目的是精炼出作为一个整体的国际关系的基准时间背后的逻辑。以下列出基准时间的九项标准——组织原则、社会组织原则、互动能力、体系规模、社会规模、体系危机、主导单位、权力分配和权力模式——以代表当下国际关系的主流思想。总结这些标准有着自身的理论正当性，即我们最好把国际关系理论理解为代表一组关于国际关系的片面的真理。表1纵列中基准时间的一致性并不令人吃惊，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国际关系理论在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并建构同一个“现实”。因此，不同理论间共享及/或碰到一起的基准时间自身就具有理论意义。 进行总结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之一是，国际关系理论被分隔开来：一边强调物质因素及对国际体系的讨论，另一边强调社会因素及对国际社会的讨论。但这两种传统之间有无数连接点与重合之处，因此无法被分开。甚至沃尔兹也谈到了“社会化”，而许多建构主义者和英国学派理论家承认“次要的物质主义”。承上所述，我们将国际关系基准时间的标准总结如下。 组织原则沃尔兹(55)将深度结构变化作为可能的体系基准，但反过来又认为无政府状态过去与现在一直是国际体系的一个普遍条件。鲁杰(56)对新现实主义无政府的中心性提出挑战，将中世纪到现代的转型看做是从他治到一种无政府状态的组织原则的变化。这种中世纪到现代的叙事或多或少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将其他许多非欧洲世界等级性国际体系的经典实例边缘化。(57)尽管如此，体系逻辑很明显为深度结构变化留出了余地。这种变化很有可能并不经常发生，对某些新现实主义者来说则根本无从设想。但当它们发生时，它们将是极为重要的。 社会组织原则所有对国际社会的思考都会以国际体系的存在为先决条件。因此，国际社会理论家面对的是相同或至少相似的体系结构组合——主要是无政府的变体。他们同样对规范性结构的互动能力变化的影响很敏感。但国际社会理论家并不仅仅对区分单位的原则感兴趣。他们同样对组成单位且塑造其行为的规范性结构感兴趣。奥努夫(58)敏锐地发现，对现实主义者来说“主权是构成无政府状态的唯一准则”。而国际社会理论家对社会结构的认识要丰富且复杂得多。规范性结构随着空间与时间而变化。体系组织原则的变化和国际社会规范性原则的变化几乎肯定是相互建构的。但社会结构同样可以在给定的体系结构内部发生变化，如温特(59)所指出的那样：“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60)如上所指，有很多关于如何使国际社会规范性结构概念化的可能性，包括：温特关于霍布斯式、洛克式和康德式社会的分类；英国学派的首要制度；雷乌斯-斯密特“原生结构(constitutional structures)”；克拉克从“文明的标准”对合法性的理解，而文明的标准必须体现为对成员资格的期盼；集中于主导性生产方式的马克思主义方法；集中于宏观历史变革和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模式的革命的历史社会学方法以及集中于主导性分化模式的社会学理论。 互动能力互动能力是指围绕体系投送人员、物资、信息、货币和军事力量的能力。由马力和帆船等农业技术所主导的体系与以铁路、轮船、电讯和飞机为内容的工业技术所主导的体系相比，互动能力要差很多。互动能力弱的体系很可能只是次全球性的。全球体系的初步建立是15世纪末由相对先进的航海技术所带来的。此后，互动能力的增长所带来的影响并非主要体现在国际体系规模的变化上，而在于其密度的变化上。19世纪的轮船、铁路、运河和电报极大地促进了互动能力的增长，加强了拥有着中心-边缘结构的相互依赖的世界经济。在20世纪，广播、飞机、卫星和互联网继续将这个星球变得更小，并且从政治到污染、从体育到金融等所有类型的互动密度变得更强。互动能力的大范围变化对多重理论中体系的物质和社会条件有着重要意义，但其过程是长期的。 体系规模互动能力上升与衰落的结果表现为国际体系规模的增大与缩小。这就是为什么1500年出现在那套正统的基准时间里——它代表着全球规模国际体系的形成。然而，除非人类走出地球开始移民太空，否则物理上的规模不可能进一步扩大。当然这并不排除互动密度的进一步加强。 社会规模国际社会的规模并不一定与国际体系的规模相关联。其中一种情况可以是国际社会在国际体系内部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或不同的层次，如19世纪西方国际社会和殖民地国际社会的并存。(61)其结果就是体系和社会因规模的不同而拥有一套不同的基准时间。我们可以将全球国际体系的起始时间大致定在1500年，但全球国际社会直到1945年之后伴随一轮大规模去殖民化运动才得以实现。英国学派对国际社会扩展的论述(62)成为国际社会与国际体系规模差异的总体说明，提供了一组全新的候选基准时间。 体系危机我们已经发现在国际关系中将大战及其战后处理优先作为基准时间的趋势，尤其体现在现实主义者之中。当然，这些战争来自于国际社会的组织原则无法控制——或是有时促进——冲突的发生而导致的危机。但战争并非危机的唯一形式。1873、1929和2008年的经济崩溃并不一定与战争有关，但对规范和行为造成影响的规模却同样大。同理，大国内部的革命也并非是总是与体系战争有关，如1776年和1949年，尽管也存在着反例，如1789年和1917年。反例中的革命给国际社会的社会结构带来了挑战。正如20世纪多次发生的那样，这些革命改变了本国的形态，从而对国际社会的组织方式产生了相反的看法。 主导单位主导单位的变革与组织原则的变革相关联。最为显著的是，组织原则的任何变化都同样表现为主导单位的变革，例如从中世纪到现代的转型中所发生的那样。(63)就是说，无政府状态组织原则可以从不同类型的单位中得到体现。沃尔兹(64)从他的论点出发，认为无政府结构与“不论是由部落、民族、寡头公司还是街头帮派所形成的体系”有着相似的效应。在沃尔兹的理论中，主导单位的变革比组织原则变革的意义要小。 能力分配能力分配是新现实主义最普通、但并非最深刻的结构变化类型。沃尔兹聚焦于能力分配的相对权力，因此将大国与其他国家区分开来。从这一点来看，权力的本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分配。从结构上讲，大国数量变化保持在四个以上影响不大，但当大国数量变为两个甚至一个的时候会逐渐质变，达到一个的话理论就会产生更大的问题。该理论同时有霸权稳定论的版本，(65)即由一个主导国家担负起稳定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责任(荷兰、英国、美国等)。 权力模式权力模式并没有出现在沃尔兹的理论中，但主导“权力模式”却很明显地出现在他及其他尤其是讨论核武器对国家功能和战争实用性影响的现实主义著作中。(66)关于核武器体系效用的程度之争论，带来了关于权力模式转型的更为宽广的问题。核武器代表一种特殊且在特定时间发生的转型。但支持这一点的是19世纪从农业到工业军事权力的变革。这次变革拉开了工业化与非工业化社会的巨大权力差距。它改变了欧洲与亚洲的关系，改变了定义大国的标准，调整了战争的本质与内容，并导致了军事竞争和制衡的变革。(67)新现实主义假设权力模式或多或少是不变的。然而有的时候，诸如19世纪所表现出来且进一步被核武器的诞生所实现的权力结构的差异有着很重要的影响。的确，因为它们所改变的不仅仅是体系的主导行为体，更多的是体系本身的基本规则。权力模式的变革比权力分配的变革更为重要。 从对以上标准的说明中可以发现，大部分国际关系理论认为某些类型的变革比其他的变革更为深刻和重要。例如，大部分人都赞同体系组织原则或权力模式的变革比权力分配的变革更重要。人们也基本认同规模的重要性：某些变革大体上是区域性的(1648年)，而其他则是全球性的(1500年、1945年)。然而，对于如何评估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却缺乏系统性的思考。权力模式的变革是否比社会组织原则的变革更重要？互动能力或规模的重大变革是否会比更深入的组织原则的较小变革更重要？对此，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