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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底，十三陵新建地下文物库房启用，3000余件定陵文物重返地下。这些随葬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朱翊钧的珍贵文物，在地下找到了妥善的存放之处。 明代皇帝庸碌者甚多，多数不太为后世所熟知。其中，在位48年倒有“28年不上朝”的万历帝朱翊钧，是比较知名的一位。他在后世的“名气”，一半来自著名的《万历十五年》，一半就出自这座成为著名旅游景点的开放陵寝。 整整60年前，明十三陵定陵地下玄宫开启。 定陵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座采用科学考古方法主动发掘的皇陵。其它今人能够进入参观的皇陵地宫，或曾被盗墓，或是在外力作用下偶然发现，都是不同程度地遭到破坏后进行的抢救性发掘。只有定陵，是在保存完整的状态下，由一群专业的考古工作者打开的地宫。 定陵地宫被考古工作者打开，有机缘巧合的因素，而这次带有实验性质的考古发掘，在出土大量稀世珍宝的同时，也留下了诸多遗憾和教训。它促成了此后中国文物考古“不主动发掘帝王陵寝”的基本方针。 万历帝的定陵，在中国考古史上写下了绕不过去的一页。 试掘 1955年12月30日，新年将至，大雪纷飞，寒风呼号。刚刚迈出北大校门两三年的赵其昌和一位工友来到十三陵，顶风冒雪爬上一座大陵的宝城、宝顶，在坚硬如铁的冻土上开始艰难地打探铲。 宝城、宝顶是明清时期帝王陵寝的建筑形式。地宫之上砌筑高大的砖城，在砖城内填土，使之高出城墙成一圆顶。城墙称为“宝城”，高出的圆顶称为“宝顶”。这种宝城、宝顶与前方的明楼构成一个整体，显示着皇家陵寝的宏大气势。 赵其昌和那位工友选择的这座陵寝是明永乐帝朱棣的长陵，也是十三陵中最大的一座皇陵。 明陵考古最初的发掘对象，是长陵。 最早提出发掘明陵计划的是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1955年10月，吴晗邀请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文化部副部长沈雁冰、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范文澜等人，联名上书国务院，请求发掘长陵。 这份多位文史大家联名的提议，却引起了考古界的反对。发掘明陵的反对者中，最知名的两位是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和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夏鼐。 据《夏鼐文集》记载：“郑振铎同志反对这件事，以为当时考古工作很忙，这些不急之务可以暂缓。我还替郑同志作说客，知道吴晗同志是此一举的发起人，亲自劝说他不要急于搞这项发掘工作。” 文史专家们想找到文物中的历史信息，提议发掘明陵；考古专家却认为皇陵不可轻动，顾虑当时考古技术、能力乃至专业人员之不足。双方争论到了国务院。最终，周恩来总理批示，“原则同意”。发掘长陵成为国务院批准、有计划、有组织的一次国家考古行动。 随后，长陵发掘委员会成立，下设工作队，进行具体工作。夏鼐虽然反对发掘长陵，但他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当时中国考古最权威的专家，因此也被纳入长陵发掘委员会，实际上直接领导和主持了这次发掘工作。 中国的考古学，从1921年发掘周口店遗址开始算，至今也不到一百年的历史。而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考古事业只能算是刚刚起步。中科院考古所的技术骨干，多数是刚走出大学校园不久的年轻人。 考古工作队的队长原本由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王仲殊担任。这位中国当代著名考古学家，1955年时年仅30岁。可是没等长陵发掘开始，王仲殊被调到西安主持汉长安城遗址的发掘工作，夏鼐只能找到了更年轻的赵其昌。 赵其昌时年28岁，被任命为考古工作队队长，主持发掘长陵，是很多同龄人可望而不可即之事，他最初却“老大不乐意”。赵其昌的遗孀杨仕告诉记者，“他大学考古学的是旧石器、新石器、甲骨钟鼎、秦砖汉瓦、魏晋碑刻……发掘明陵，他觉得太近了。”后来，还是吴晗亲自说服了赵其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