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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粮食生产是经济之本，埃及农业产量高，专业化非常成熟。在所有历史时期，粮食是埃及税收的主要来源，可以说，稳定的税收为前文提及的商业交换提供了重要的结构性框架。罗马帝国晚期，这里的粮食税养活了君士坦丁堡和东部军队，然后是亚历山大里亚；与此相反，倭马亚王朝时这些粮食税被留在了埃及，并集中用于新都福斯塔特。公元800年前后的一个世纪里，阿拔斯王朝企图在更大范围内重建统一的财税制度，在埃及却引起一系列的抗税斗争，动乱的形势直到9世纪30年代才得到控制；10世纪时，埃及再次取得政治和财政上的独立。(13)从7世纪中期到奥斯曼时期，因为缺乏税收与财政方面的推动力，埃及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地中海和中东贸易网络；考古发掘亦表明，从突尼斯而来的餐具和从塞浦路斯而来的橄榄油，似乎也在7世纪时中断。(14)陶瓷制品的考古发现证明，从公元700年到11世纪，埃及和其他地区的陶瓷制品贸易非常有限(贸易从未中止，但贸易量非常低)；韦罗妮卡·弗朗索瓦认为，从前曾有大批突尼斯餐具进口到亚历山大里亚，而直到1100年左右，贸易量才恢复至原有水平。戈尼萨文书告诉我们，与突尼斯和西西里之间进行的大宗纺织品贸易，到1000年已经恢复(15)；但是，8—10世纪，进出三角洲地区主要港口的货运仍处于低潮期。亚历山大里亚一直是奢侈品贸易中心，埃及内部亦保持着复杂的商业(和财税)往来，它不需要与外部交往，便能够实现自给自足并高度繁荣。换言之，埃及各地区之间联结紧密，并且，其交易的大门向其他地区敞开着。但是，要建立一个四通八达的商业和交通网络，其他地区需要同等地开放，而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几个世纪之后的事情。 只要人们去过罗马帝国晚期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商站，就会知道它们曾经非常繁荣。然而，两地的经济结构肯定更加多样化、更加支离破碎，并且，对于公元800年以后的时期，由于考古发掘不尽如人意，文字记载更是寥寥，要说清其情况更加困难。此地区边缘部分何时衰落引起了极大争论，至少我见过的就有550年、650年、750年、850年甚至是950年等许许多多不同的说法。毫无疑问，在整个中世纪，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在商业上是活跃的，但由于地理方面的复杂性，它的整体联系注定不如刚提到的埃及。罗马帝国晚期的巴勒斯坦海岸和安条克丘陵地带，分别是葡萄酒和橄榄油的重要产地，它们的产品行销东地中海各地。在第一商业周期的辉煌时代，这两个地方和突尼斯都是地中海地区最离不开的富饶之地。第一周期没落后，黎凡特沿海地带就陷入危机，700年前后城镇人口减少、农村被荒废，也许只有和内地紧密联系的凯撒里亚避免了厄运。(16)另一方面，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内部经济在倭马亚王朝和以后似乎仍保持着繁荣局面。质量精美的当地陶瓷制品生产维持到8—9世纪，新的制品比如750年左右主要流行于约旦河谷的玛弗佳器皿(Mafjar ware)也出现了。但上述物品的交易范围都很小，畅销整个黎凡特地区的商品几乎没有。可以想见，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一向见长的纺织品生产和贸易也被同样局限在地区内部；从新近出土的罗马帝国晚期的5件双耳瓶(仅仅列举一例)，可以看到酒的生产也如此。(17)该地区在7世纪早期至8世纪中期发生的一切表明，罗马帝国财税制度的土崩瓦解似乎使得统一的地区商业不复存在。当然，倭马亚朝仍在征税，但它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税收区域很小。该地区与埃及地区一样，直到阿拔斯朝才建立起大规模的财政体系，但那时财政体系的重心已不在地中海，而是转移至伊拉克。 很多人将公元750年看作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经济衰败的关键节点，此时阿拔斯王朝将政治中心移出大马士革，一场严重的地震又沉重打击了叙巴核心地带。但从商业角度看，就不得不得出相反的结论：8—9世纪是此地区商业贸易的扩张时期。我们首次在黎凡特发现伊拉克精美的餐具；最重要的拉卡和其他东部中心的彩色釉器(中国陶瓷的仿制品)，于9世纪初兴起，并很快传到叙利亚；其他优良器皿亦如是。(18)我将这种地理扩张归因为阿拔斯在巴格达财政中心强大的影响力，它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叙利亚/巴勒斯坦—伊拉克的往来紧密程度。虽然800年之前被分割成一系列地方性经济，黎凡特仍充满活力，维持着生产的复杂性；因此我推断，在阿拔斯强有力的财税再中央化推动下，一些城市中心如耶路撒冷、太巴列、杰里科、霍姆斯、阿勒颇，很快又恢复了交换。但是从地中海的角度看来，贸易复兴似乎走错了方向，即越来越偏往伊拉克。阿勒颇而非安条克才是中世纪北叙利亚的中心，南部则是亚喀巴而非加沙。800年后，尽管原因不同，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像埃及一样封闭：区域繁荣不再依赖或从未依赖广阔的地中海。尽管如此，一旦黎凡特经济被整合起来，基于经济结构的复杂性，它极有可能利用地中海交流的机会——只要这种机会出现。 拜占庭帝国的爱琴腹地恰好在某种程度上和叙利亚类型形成对照。除了800年前后个别皇帝如君士坦丁五世和米哈伊尔二世(MichaelⅡ)短暂地扭转了僵死的政治和经济颓势外，拜占庭在整个7世纪深陷于危机的泥潭。从交流的角度来看，由于人们对于两帝中兴时期的认知不够深入，也很难取得相对一致的见解，更由于遗迹的缺乏，考古断代绝非易事。然而对爱琴瓷器尝试性的解读也许能让我们在两个层面一瞥800年的交换体系。第一个层面是本地交换，贸易产品多为常见的陶器制品，如格尔蒂和普西拉岛的彩绘陶，以及希腊半岛东海岸各种不同的彩绘陶。值得一提的是，在希腊一些地区，手工陶器的生产流程非常简化，其高效率在整个中世纪早期的地中海世界都难得一见——类似情况似乎仅在遥远的西班牙东南部才能见到。(对此已有诸多研究，有文章认为这些陶器是斯拉夫人的创举，我相信这种观点已经被新近的研究推翻了，但不论其生产者是谁，流程简化的观点是站得住脚的。(19))这种陶器构成了交流网络的一部分，该网络简单而基础，仅局限在很小的地区之内，说明人们对其需求有限，并且这种需求可能是时断时续的。它们折射出一个相对简单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财富(和贵族权势)的力量并不突出，至少在爱琴海希腊一侧是这样的，土耳其方面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因此，与黎凡特或者埃及相比，这些是希腊地区陷入危机的标志。 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这里与外部世界也存在着一些交往与联系。8—10世纪，君士坦丁堡白釉器皿(大约从6世纪开始生产直到这一周期)可以在爱琴海南部的一些海岛找到，其中尤其是克里特和塞浦路斯东部。后罗马帝国晚期的两种双耳细颈瓶在8世纪的斯巴达、艾伊娜、格尔蒂、普西拉岛、克里特，当然还有君士坦丁堡甚至意大利被发现；说它们具有相同的质地还太早，而且也不太可能非常相像，但它们说明持续的交换网络(或许是酒的贸易)是存在的，并且至少跨越了相当长的距离。(20)这种中距离贸易只是地方性经济的补充，但它们的确存在，许许多多的海岛和希腊的政治重镇大概都是这种贸易的受益者；可以想见，美酒也被运往土耳其海岸的士麦那和以弗所(795年该城举办了“大集”)。正如以弗所集市一样，这一交换体系一定具有商业意义，罗得海法有关商人的条款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但恰如约翰·霍登所述，以首都为首的政治中心才是商业交换的主要参与者，国家力量才是维系交流运转的主要推手。(21)拜占庭财税结构依然高度集中，即使在某些地区贵族的财富暂时受损，这种结构也一直是需求的核心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