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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基本框架适用于前文中所列的四个研究案例(只是一些简单的概貌，并且有必要强调说明，在细节层面上肯定会有大量相矛盾的地方)。总的来说，我们需要将案例中的地方图景进行整合，以理解地中海世界第二经济周期的宏观情况。我将其总结为以下五点。 (1)800年的地中海东部比西部更加富有，区域经济也更复杂；从450年起，这种情况一直存在，至少延续到12世纪。在东地中海，东南部的阿拉伯区域要比东北部分的拜占庭更富有；而埃及拥有在地中海地区最为复杂的经济。我认为把埃及作为地中海第二经济周期的研究重心可谓正确的选择，对那些擅长预测未来经济趋势的人而言，埃及的核心地位在800年已经显现。即便如此，需要再次申明的是，在800年，海上交流最清晰可见的爱琴海和南第勒尼安海地区并不处于阿拉伯人的控制之下。迈考密克采用与我完全不同的材料，认为8世纪的东西地中海之间存在着重要的“海上通道”，恰恰将这两大区域连接起来；釉陶技术也是在8世纪，由此通道从君士坦丁堡传入罗马。(26) (2)如前文所述，第二周期与第一周期不同，并非由财税体系网络所驱动。但是，在区域内部，例如在埃及、爱琴海以及800年后的黎凡特等地，税收和财政对于推进地区内的经济联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区域网络因财税的需求变得更为复杂，也更倾向于跨区域贸易，11—12世纪，商品交换把这些区域网络联系成一个整体。公元800年后的西南地中海，比如阿非利加或安达卢斯，地区经济的复杂性不断提高，也与当地的财税推动有关；在所有地中海周边地区，只有意大利域内繁荣是纯粹的商业原因。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国家作为经济发动机成为发展的门径，现在它通过窗口回归了；它的持续重要性不能被低估。 (3)在9世纪，远途交通得以复兴。这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此时的最强大的两个政权——加洛林帝国和阿拔斯王朝——的财富；尽管它们都控制着地中海沿岸大片土地，却都不依赖地中海。两大帝国的核心地区，塞纳—莱茵流域和伊拉克均为人口密集、需求旺盛的富饶之地，这远非800年前后的地中海世界所能比拟(埃及和君士坦丁堡附近马尔马拉海地区除外)。加洛林和阿拔斯王朝的联系推动了威尼斯的兴起，也推动了9世纪海上航线的增多。但需要指出，复兴的是小宗奢侈品贸易而非大宗贸易；实际上，由于阿拉伯不用奴隶从事农业生产，运往东南地区用于交换香料和丝绸的奴隶大多从事与奢侈品有关的劳动。9世纪的这一重要发展为一个大规模贸易周期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不过其间的征途尚且遥远。威尼斯在其中的重要性的发展变化也反映了这种情况。它是往法兰克土地上输送奢侈品的良港，但对大宗贸易而言却是死路——尽管有必要说明当中世纪中期的国际性纺织品贸易开始发展的时候，威尼斯作为传统的地理政治中心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那些利用威尼斯的纺织品贸易商不得不全力应对阿尔卑斯山的阻隔。进一步说，这种贸易中的纺织品并非是价格低廉为寻常百姓所用；而且，到那时(例如1100年)，北部意大利成为一个发展迅速的复杂经济区，有着自身的供需要求。(27) (4)与之相反，公元800年前后的地中海世界的一些区域(特别是埃及)虽然拥有可观的财富，但它们主要不是面向地中海的。埃及与地中海其他地区的大宗贸易若想有所增加，主要不是依靠前文所论述的奢侈品贸易网络的日益稠密化，而是更加仰仗其他地区的内部发展。只有它们更加发达、更加开放，埃及人才会有信心将其视作平等的贸易伙伴；其他地区的内部经济发展了，才有可能为远程大宗贸易提供更多的机会。大宗贸易将沿着奢侈品贸易的旧有路线进行，但两者的推动力截然不同。毋庸置疑，800年前后的早期跨区域贸易是在北部的第勒尼安海和爱琴海之间进行的，然而到1000年，规模最大的交流网络却在南部(在突尼斯—西西里轴线和埃及之间)。这种说法主要依据戈尼萨文书，但考古发现的釉陶也证明了这一点。4世纪，突尼斯曾是西地中海最富庶之地；到10世纪，部分地由于重新和西西里打通联系，它开始重夺头把交椅。我们可以发现，到10世纪晚期它开始出口釉陶到第勒尼安海区域，就像它4世纪出口餐具一样。就是说，此时的突尼斯，已经具备和埃及平等贸易的资本。11世纪，突尼斯和尼罗河谷之间的跨区域贸易已经有声有色，涉及货物不乏布匹、橄榄油、玻璃和瓷器等大宗商品。(28)不久之后，西班牙(29)、意大利和爱琴海的区域经济发展起来，并且与这种大宗贸易体系连接在一起。至此，地中海第二商业周期全面铺开了。 (5)本文的经验研究从前文提到的一个基本点出发，现在亦可以用其收尾，即主要的交往网络存在于地区内部。第二商业周期之所以出现，主要是由于几大地区内部经济的发展，地区经济分工使得它们彼此依赖，才不得不走到一起，比如埃及用出口的亚麻和亚麻制品换取意大利的羊毛和羊毛制品。但这也让我们反思区域内部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我认为主要有两大因素，即地区的财税网络的力量与贵族的消费需求。通常说来，统治阶级的财富决定经济体系的复杂性；在农本社会里，这种财富又取决于国家和地主剥削农民的能力。当然这将是一个全新的议题，在此无法展开讨论；但我们需要牢记：威尼斯和其他重要港城的满载布匹的大商船(以及中世纪盛期地中海世界的所有奢侈品和文化品交流)的活动范围，最终取决于尼罗河、米安得河、亚诺河、底格里斯河、莱茵河等地区的税收和地租的比例：这听上去不那么浪漫，似乎也缺少海洋的情怀，但它却是中世纪经济体系的至关重要的结构性元件。 本文英文版见Chris Wickham,"The Mediterranean around 800:On the Brink of the Second Trade Cycle," Dumbarton Oaks Papers,Vol 58(2004),pp.161-174。 （原文刊于《全球史评论》2015年第9辑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