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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上述特征代表一种结构，保留这种结构的核心便是确保白人移民土地权。于是，白人土地权问题成为权力转移最后阶段谈判的关键点。1962年兰开斯特大会为肯尼亚未来的宪法添加了一部《民权法》（Bill of Rights），其中保护财产权的条款成为肯尼亚民族主义者和英国政府谈判的最大焦点。英国政府支持白人移民保护自己土地所有权的要求，而肯尼亚民族主义者要求重新安排白人占有的土地。双方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如何界定“公共用途土地”上。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与会各方即刻拿出土地改革方案。所以，该问题只能被留到会后处理。双方仅仅就出于公共目的“征用”私人财产应提供补偿达成一致，双方还允许财产所有人直接上诉最高法院，以便保护少数定居者的权利不受政府侵犯。对土地转移计划的争论，助长了英国政府分散未来肯尼亚中央政府权力的图谋。 为配合1962年再次召开的兰开斯特大会，英国政府不得不推出“百万英亩计划”。这来自肯尼亚最大的地主德拉米尔勋爵（Delamere Lord）的构思，目的在于稳定地价，受到全体和肯尼亚利益相关白人的欢迎。其中的原因在于白人移民的信心已经濒于崩溃，无论是移民势力还是公司势力都要求英国政府投入更大的援助金额。英国政府同意向白人移民提供专项基金，试图将土地价格稳定在1960年兰开斯特大会前的价格水平上，根本目的在于避免白人移民大规模出走。英国政府提供的资金将被用来补偿英国公民拥有的农场，不对诸如在肯尼亚的南非农场主进行补偿。[19]这部分南非籍的农场主连同其他白人农场主有相当部分撤退到南非。肯尼亚创造出一个后来广为应用的先例，即土地转移要在“愿买愿卖”的前提下实行。 肯尼亚的情况具有普遍性。1965年11月11日罗得西亚单方面宣布“独立”。面对此种情况，英国威尔逊政府提出给予独立的条件，即以1961年宪法为基础逐步过渡到多数人统治，这个“逐步”是相当长的时期，而罗得西亚白人政府想立即获得无条件独立。英国政府担心赞比亚向英国的铜供应会被罗得西亚切断，又忧虑对罗得西亚严厉封锁会导致不得不用外汇购买烟草，还害怕罗得西亚会倒向南非，故而不愿意对罗得西亚白人政府施加太多压力。同时，慑于非洲国家对罗得西亚问题的态度，英国政府又不敢过于接近罗得西亚白人政府。[20]在1974年前由于南非的帮助，英国对罗得西亚半心半意的经济制裁，并没起多大作用，罗得西亚反而经历了制造业繁荣。繁荣导致资本从农业向制造业转移。在1964年，农业贡献21.1%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任何一个其他经济部门。6年以后，制造业占据20.9%的国内生产总值，农业仅占15.5%。[21]通过降低黑人的生活水平，制裁的部分困难转嫁给黑人。到1971年，农村黑人收入降低三分之一，[22]凋敝的乡村为民族解放战争不断添薪加火。 民族解放战争和国际制裁大大削弱了白人移民商品农业，特别是其核心——烟草种植业。在1966—1968年间，2600名烟草种植农场主中有900名不再种植烟草。[23]到20世纪70年代，政府的补助已经不能再保护烟草行业的基本发展。如一名烟草种植园主所说的：“尽管烟草种植者收到120万元的补助，然而仍旧不能阻止衰退。如果我们是多余的现在就请告诉我们。不要告诉我们船还没有触礁。我们已经不在船上了。”[24]在1975—1976年种植季，既存的60%的农场主都不够缴纳所得税的标准。[25]白人移民庄园被大量废弃。[26]资本农业得到集中的土地，但却无法耕种。走肯尼亚式的道路培植一个稳定的黑人中产阶级，保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为资本农业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成为当地白人移民的一种选择。对国际资本而言，通过引入多数人统治，建立一个能够维持稳定政治秩序的地方政府，继续维持对津巴布韦的资本统治，保存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同样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10年不变的独立宪法为白人移民保留了专门的席位，使保护白人移民土地所有权的宪法无法被修改。津巴布韦黑人政府遵循肯尼亚先例，只能在“愿买愿卖”的前提下通过赎买转移土地所有权。南非后来的土地转移也遵循此一原则。英国如同在肯尼亚的作为一般在津巴布韦土地转移中保持了中间人的角色，整合新的非洲领导人到亲资本主义的阵营中。在保护财产权的终极目标下，任何代理人政府，不管是殖民地政府也好、自行宣布独立的白人移民政府也好，都可以舍弃。政治上的非殖民化并未立即改变黑人的经济依附地位。既存的经济结构让黑人执政后无法迅速改变这种局面。 在黑人掌握政权前后，肯尼亚、津巴布韦和南非都实施了6项措施：（1）保证生产持续发展，按照宪法规定用“赎买”原则处理土地问题；（2）吸引外资；（3）改革收入分配机制，致力于扭转原有利于白人的分配机制；（4）在某些部门进行结构性改革，消除白人垄断地位；（5）清除所有种族歧视残余；（6）通过“非洲化（黑人化）”来巩固政府权力。三地政策的主旨都是要继续吸引外资，继续保持大规模商品化的农业生产，以便从中抽取资源支持黑人的教育和医疗等社会服务以及社会保障的花费。这也是西方所支持的路线。从1980年独立到2001年津巴布韦政府推出“快车道”土改计划的20年间，津巴布韦似乎也遵循肯尼亚的道路。然而，津巴布韦最终放弃土地赎买政策，采取了强制分配政策。南非目前还在沿着类似肯尼亚的道路前进，但是土地再分配缓慢也引发国内争议。在许多方面津巴布韦和肯尼亚或者南非都极其相似，是何因素导致津巴布韦采取激进的土地重分政策，该种因素是否在三个地区中具有普遍性，还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许多方面，三地的情况都形似而质异。 第一，从经济层面上看，三地对大规模商品化农业生产的依赖性不同。肯尼亚独立时咖啡、茶和剑麻出口占出口额的三分之二。津巴布韦的工业化程度更高、更多样化，出口的矿产品有石棉、铬、煤、铜和黄金，出口的农产品有烟草、牛肉、玉米和食糖。津巴布韦制造业产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而肯尼亚的制造业在1963年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津巴布韦人口中有14%是挣工资的雇佣劳动者，肯尼亚在1963年独立时仅有6%的人口属于挣工资的雇佣劳动者。经济多样化的状况使得津巴布韦更有能力疏导土地和人口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是津巴布韦独立后没有立即实行肯尼亚那样规模的黑人小块土地分配，仍能长期繁荣的重要原因。南非则早已实现工业化，1978年城镇黑人人口已占黑人总数的57%，达1000万人以上，[27]农业仅具有战略性意义，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远没有肯尼亚和津巴布韦严重，拥有更大的政策选择余地。津巴布韦本身以商品农业为主要出口物，工业化程度要低于南非，所以土地所有权引发暴力冲突的可能性要远高于南非。 第二，黑人和白人在农业生产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在三地中肯尼亚比较特殊，肯尼亚存在着黑人商品化农业生产的萌芽，茅茅起义又大大打击了白人移民的政治权力，受“斯维纳顿计划”鼓励的黑人商品化农业生产有所扩张。在南非和津巴布韦白人农业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津巴布韦由于土地短缺、众多的人口和战争，削弱了黑人出口农业。这就导致津巴布韦政府更不能轻易触动白人移民的大农场。在南非，有人认为南非黑人新农场是无效率的，土地改革计划威胁到南非食物安全，反对进行更为激烈的土地变革。即便有人认为应修改原来规定“赎买”的宪法，更多发挥政府的作用，但这些人也不愿意触发津巴布韦快车道改革的后果。因而，这一因素致使三地政府需要掌握一种平衡：即维持农业生产的同时又要处理土地重分，纠正过去的历史不公正。 第三，黑人执政后，三地政府面临的政治局势不同。相对而言，在三地执政党中，津巴布韦执政党的地位最为不稳。1999年以工会为依托的民主变革运动党兴起。政治逐渐突破民族界限，而转变为城市和乡村的界限，利用激进的土地重分来凝聚人心成为执政党的选项，也成为政府以官僚机构替代乡村传统权威或白人大农场主权威最可利用的选择。如果从解决黑人土地问题和现代化乡村管理体制的角度来看，津巴布韦向前迈出一大步。如何利用现有土地改革成果推行更深层次的农业改革是摆在津巴布韦执政党面前的问题，毕竟食物危机会动摇土地重分带来的动员力。南非执政党通过“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清算了白人种族主义的罪孽，通过肯定土地重分计划获得了乡村的支持，但目前还没有面临类似津巴布韦那样的政治局面，还无需应用废除愿买愿卖原则的土地重分计划来进一步动员乡村支持，将土地重分计划作为一项类似肯尼亚那样长期政治资源的可能性较大。 第四，三地都是在经历武装斗争之后，通过谈判获得独立的，英国在谈判中占据的地位不同，外部援助发挥的作用不同。在肯尼亚1952—1956年有茅茅起义，之后也持续有小规模的武装反抗活动。到50年代中期，开始跨种族间谈判。白人移民和英国政府一直有着紧密联系。1979年底，白人移民控制的罗得西亚军队和民族主义武装之间的战斗停止，双方开始谈判。白人移民已经多年不遵循英国政府政令。这是英国政府在两地实施不同援助力度的重要原因。在肯尼亚独立后两年内，在外部资金注入下有15%的前“白人高地”土地转移到黑人手中。在津巴布韦，注入的资金到1982年4月才促成2%的土地转移。英国欺骗了非洲民族主义者，没有给津巴布韦提供充足的赎买资金。虽然南非也存在武装斗争时期，却是三地中黑白人武装力量对比最弱的地区，英国在黑白人谈判中几乎没有发挥作用，也未提供“赎买”援助。在1994年，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党（ANC）试图解决土地问题，计划到2014年将30%农地分配给黑人。到2009年，即这个目标提出16年后，仅有6.7%的土地在黑人手上。直到目前，南非解决土地问题的步伐仍是三地中最为缓慢的。 综上所述，津巴布韦的激进土地改革，是基于其独特社会发展状况的突变，并不具有更普遍的意义。从宏观上讲，其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状态，决定了其政治态势转变为城市和乡村的分野，而城市又不敌乡村。肯尼亚的非农力量并未壮大到挑战农业的地位，而南非工业化已较成熟，农业力量已不足构成对城市的挑战。津巴布韦激进土地改革可以理解为自民族解放战争以来土地要求的实现，但换个角度考虑，激进土地政策可以说是二十年来执政党土地政策的突变。这种突变却又有蕴藏着深刻的历史逻辑。民盟在同罗得西亚白人移民政权长期的战斗中，借用土地问题充分动员民众，获得政权后又不得不压制先前的允诺，损害了执政基础。又由于该地白人移民势力较强，同英国关系较为疏远，英国没有如肯尼亚那样对赎买承担贷款援助义务，执政党只好快速使用重分白人移民土地这项政治资源。 白人移民势力最弱、较快实行土地转移的肯尼亚，其政治生活也被移民殖民主义的遗留影响着。作为一个农业国家，肯尼亚的政治问题被转化为土地分配问题。从独立至今，土地问题仍旧是民族国家构建的核心问题，政治稳定、政府结构、公民权益和社会关系紧张都围绕着如何购买、分配原白人移民遗留土地展开。自从殖民政府以来，如何分配土地便成为执政者获取合作者的有力手段。独立后，每任总统都会对土地分配的人群有所偏向，导致总统大选总是伴随暴力事件。然而，自肯雅塔确立了经济上自由放任、政治上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国策以来，土地分配虽屡有争议，但由于种种客观原因，仍能作为一种可持续使用的政治资源存在，这是肯尼亚民族国家构建没有出现剧烈动荡的根本原因。 从肯尼亚、罗得西亚到南非，土地集中化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难以找到土地转移牺牲的对象。学界对于小移民农场严重依赖殖民政府的政策支持没有争议，小移民农场本来就是为吸引白人定居人口，维护殖民体制而来的，随着非殖民化对殖民体制的放弃，退守保护财产这一最后防线是合理的选择。自北向南可供缓冲的土地数量越来越少，实行土地重分的难度越来越大。难以用简单地撤出政策支持的方法，使土地自动发生转移，这一点不仅在津巴布韦激进改革中获得证明，而且在南非缓慢的土地转移过程中获得验证。南非白人移民势力最强，土地集中化程度最高，更容易集中使用影响力，实现土地改革的难度最大。故而土地转移过程十分缓慢，需要更长的时间酝酿。另一方面，南非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农业占产值比例不大，缓冲余地较大，从长远来看有利于土地问题的解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