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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现在再来检讨主流劳工为何支持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简单地说，以劳联为代表的主流工会意识到，支持威尔逊政府参加一战至少会给美国劳工带来两大好处：首先是有望换取政府对工会的支持，其次是将劳联所主张的经济工联主义推广到欧洲和其他地区。 主流工会坚决支持美国参加一战，除了前面提到的爱国主义因素，还因为它们多年来排斥外国移民的努力到这时已经接近成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早已实现了对中国和日本移民的排斥。同时，随着零件标准化和组装自动化的不断实施，美国制造业对非技术性移民的需求也大幅减少。在劳工组织的不断鼓动之下，国会在1924年终于通过了美国历史上最带有限制性的移民法案。这项法案不但将亚洲移民彻底拒之门外，而且也将来自东欧和南欧的移民配额减少到最低限度。虽然在1917年美国参战时这项移民法尚未通过，但主流工会肯定已经意识到，移民大量涌入美国的“危险”很快将成为历史，因此，它们不再像先前那样由于担心移民涌入美国而反对战争和扩张政策了(49)。现在他们更加关心的是如何通过经济斗争来改善工会会员的生活水准。然而，要贯彻经济工联主义，首先就必须使工会的合法性和工人进行集体交涉的权利得到承认。但直到20世纪初，许多雇主仍然拒不承认工会的合法性。在1902年宾夕法尼亚州无烟煤矿工人举行罢工时，如果不是迫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压力，以摩根财团为首的雇主甚至不肯坐下来和工会代表进行谈判。更有甚者，1890年国会通过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nti-Trust Act)竟常常被雇主用来起诉工会，指控它们破坏州际贸易。对于有组织的劳工来说，得到雇主和政府对工会的承认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不过在一战爆发后，特别是在威尔逊总统参加一战的意图变得日益明显的情况下，主流工会却从中看到了一个维护工联主义原则的机会。 就威尔逊总统来说，既然决心要打赢这场战争，首先就必须增加军工生产以确保武器弹药的供应。但是美国工人却不断地为改善生活水准而举行罢工，这种局面自然引起他的担忧。1917年11月，威尔逊破例出席了劳联的年会并应邀作了演讲。他对在场的劳工代表说：“如果我们是……自由的真正朋友的话，那么将会看到我国的实力和生产力被提高到绝对的最高极限，而且绝不容许任何人成为(实现这个目标的)绊脚石。”(50)其实，劳联的领导层很早就领会了威尔逊的意图并联想到如何通过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来换取它对劳工的支持。龚伯斯在2月28日致劳联执委会的一封信中指出：“劳工有机会[向政府]提供有建设性的服务，这种服务不仅在目前战争的形势下会发挥作用，而且在和平的环境下也会对劳动者的地位产生影响。否则的话……他们将被置于劣势，无助于他们帮助指引政府的政策。”在总结刚刚举行的金属行业工会领导人会议时，龚伯斯继续写道：“……与会者一致认为，劳工运动如果不明确表示它在备战方面愿意走多远的话，它将会失去一个巨大的机会。”(51)龚伯斯这里所指的机会就是换取政府支持工人组织工会权利的机会。 事实上，威尔逊1913年成为总统后所推行的某些政策已经令劳联领导人看到了改进劳工境遇的希望。1914年，国会通过了克雷顿反托拉斯法(Clayton Anti-Trust Law)，明确规定工会的罢工行动不应受到指控。这无疑使劳联领导人受到鼓舞，龚伯斯甚至将克雷顿法称为美国劳工的大宪章(52)。他在1917年进一步指出：“在政府官员当中有一个公平地和劳工打交道的倾向。”(53)于是，劳工在支持美国参战的同时也不失时机地给政府开出了条件。劳联1917年的年会纪要指出： 以往的战争，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都是为剥削劳动者创造了新机会。它们不但没有承认保护工人权利的必要性……而且在国家需要的幌子之下，劳工被剥夺了面对国内敌人时保护自己的手段……(目前)欧洲的战事已经显示出政府要依赖广大人民的合作。由于人民群众在(为战争)提供必不可少的服务，那么他们自然有权决定他们提供服务所要求的条件……无论是筹划和平还是准备战争，政府都必须承认，工会组织是(政府)和赚取工资的人进行合作的代理人……为了捍卫所有赚取工资者的利益，有组织的劳工必须在所有决定和执行国防政策的机构中有代表权。(54) 威尔逊似乎也确实在朝着承认工会合法性的方向迈进。在龚伯斯看来，他被任命为国防会议咨询委员会委员，已经朝着劳工加入政府内部小圈子的方向迈进了一步。而咨询委员会下属的劳工委员会的成立以及龚伯斯被任命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更被认为是政府对工会的正式承认。后来，威尔逊又设立了战时劳工会议局，这个机构的一个指导原则就是工人有组织工会和进行集体交涉的权利，它还规定，工人不能因为加入工会而被解雇(55)。劳联既然从威尔逊那里看到某种承认工会的倾向，这自然促使他们更加坚定地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龚伯斯在其自传中说：“(政府和劳工)双方利益的相互依赖促进了善意。我可以肯定，国会对海员法和克雷顿反托拉斯法中有关劳工条款的通过对于劳工爱国精神的具体化贡献良多。”(56) 前面曾经说过，主流劳工支持威尔逊参加一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逐渐意识到，随着美国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在海外的扩展，他们向其他国家推广经济工联主义的机会也在增加。大家都知道，劳联从不提倡改变资本主义制度，而是主张在资本主义体制之内通过经济斗争去改善美国工人的生活。然而在一战前后，欧美的激进劳工运动正在不断高涨，面对这种情况，劳联的领导人感到自己的经济工联主义原则正受到威胁。他们认为只有采取攻势，让越来越多的外国工人组成劳联式的工会，才能削弱布尔什维主义对劳工运动的影响，也才能避免出现世界产联(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那样的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的激进工会，同时自己的经济工联主义原则才能更加巩固。其实，在美西战争后获得殖民地已经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的情况下，龚伯斯已经产生了在新获取的领土上建立劳联式工会的念头。他在自传中写道： 美国劳工运动于是给自己规定了在美国新获取的领土上建立较高标准的生活和工作的任务。我们意识到，为了保护我们在美国国内的[生活]水准，就必须帮助岛上的工人发展他们较高水准的政治、社会和工业问题。能够使这一目标得以实现的唯一的力量就是在这些领土上建立有组织的劳工运动。(57) 龚伯斯这里所谓的“有组织的劳工运动”，自然是指劳联式的工会。鉴于对外经济扩张能够给主流工会造成在境外发展的机会，劳联反对扩张的立场实际上已经悄悄地开始软化了。龚伯斯在1898年的一次讲话中直言不讳地说：劳联“并不反对我们工业的发展，并不反对我们贸易的扩张，也不反对美国可能对世界各国的命运发挥力量和影响”(58)。 主流劳工在境外建立劳联式工会的思想最早是随着美国企业向加拿大扩展而开始的。1900年时，美国在加拿大的投资占它在境外总投资额的33％。由于美加之间的人口流动相当自由，双方都有人到对方的国家做工，因而劳联和劳动骑士团等工会都极力在加拿大境内吸收会员。这时，已经不大听到劳联先前反对扩张的声音了，倒是可以听到它的领导人龚伯斯欢呼美加的工会已经融为一体。他在1904年提交给劳联大会的报告中说：“美国和加拿大的劳工运动是一码事，美国和波多黎各的劳工运动也是一码事……劳联同英国及大英帝国工会的合作正在上升，并为这种合作可能扩展到欧洲提供了一个范例。”(59)龚伯斯在1905年还自豪地说：“我们的劳工运动正在美洲大陆扩展，也正在把有益的影响(按：这无疑是指经济工联主义的影响)带给所有(国家的劳工)……我们的界限已经不再是从缅因到加利福尼亚，从大胡区到海湾，而是包括整个美国、加拿大、夏威夷、古巴、波多黎各、墨西哥、菲律宾和不列颠哥伦比亚。”(60) 劳联对美国并吞波多黎各态度的变化更可以说明他们在境外建立劳联式工会的迫切心情。1898到1901年这段时间正是波多黎各工人罢工的高潮。他们在伊格里西亚斯(Santiago Iglesias)的领导下成立了工会联盟。但伊格里西亚斯不久就被当局逮捕，他在1900年出狱后去到美国向劳联求助。劳联决定出资协助波多黎各的工会运动，并任命伊格里西亚斯为劳联在波多黎各组织工作的负责人。同时，龚伯斯还在联邦政府打通关系，使波多黎各废除了西班牙人留下的旧法律，代之以美国法律，允许工人有结社的权利。在1902年，劳联还派人到夏威夷和菲律宾去组织附属于劳联的工会。所以，从20世纪初开始，劳联的领导人就连领土扩张也不十分反对了。1915年美国入侵海地并将这个加勒比海国家变为事实上的殖民地时，以劳联为代表的主流劳工对这种侵略扩张行为竟然一言不发(61)。此时，龚伯斯等人还在积极地筹建以劳联为首的泛美劳工组织。他们在1917年组建泛美劳工联盟委员会的宣言里指出：“现在已经变得日益明显，为了共同保护和改善自己的利益，(美洲国家的)赚取工资的人必须团结起来……泛美劳工联盟有责任向全世界表明它在美洲扩散人道主义影响的目的。这种影响将更能如实地代表美国人民的感情。”(62)劳联领导人从美国参加一战的动机中也看到了向欧洲输出经济工联主义的机会。龚伯斯曾经表示，协约国不但是美国制度的捍卫者，同时也是劳联式工会运动的保护人。他甚至主张美国借贷给协约国，认为此举可以增加美国对那些债务国的影响，也更有利于把美国劳工运动延伸到那些国家(63)。邓肯在访问俄国时鼓励那里的工人建立劳联式工会便是突出的一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