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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冷战初期美国政府与社会精英联手发动的诸多社会政治动员和思想灌输活动中，“战斗的自由”项目非常具有代表性。它以美国公民为主要目标群体，以宣传鼓动和学说灌输为主要手段，得到决策高层的重视和支持。值得注意的是，“战斗的自由”并非个案，这一时期美国以社会动员和思想灌输为目的的项目和活动层出不穷，充分展现出危机形态下美国独特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政府的政策选择。“战斗的自由”已经触碰到美国人引以为傲的“自由原则”底线，暴露出美国民主、自由价值观的局限性。 【关 键 词】冷战/美国/社会动员/意识形态/“战斗的自由” 【作者简介】张杨，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是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基金项目(NCET—12—0823)、霍英东教育基金会资助项目(131094)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中肯意见和宝贵的修改建议，谨致诚挚谢意。 20世纪50年代，美国面对的是一个日趋巩固的苏联政权和不断壮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危机感受日益加深。这一时期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政策文件，虽然形式和内容多有变化，却无不渗透一种思想，即要尽量降低战争的风险，同时千方百计削弱共产主义的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优越于共产主义的积极的号召力”。①从杜鲁门到肯尼迪，美国历届总统在公开讲话或内阁会议中均强调冷战是“自由”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斗争，②换言之，是意识形态之争。通过一段时间的对峙、较量与思索，美国决策层内部对东西方冷战的性质有了比较一致的认识，进而认定，“在总体战得以避免且共产主义颠覆被有效反击的情况下，与共产主义斗争的最终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影响人们的态度和立场”。③可见，意识形态因素并非如通常所说的那样，仅仅是冷战进程或大国外交政策背后的推动力量；事实上，意识形态本身就是美国进行冷战斗争的工具和目标。 战后国际紧张形势的存在，使美国社会出现了异常一致的反共思潮和对行政机构构建“国家安全机制”的认同，即“冷战共识”(Cold War Consensus)。有学者研究认为，1950—1965年间，70％—80％的美国人有反共产主义的思想倾向，并在总体上支持行政机构反击共产主义的各种“国家安全努力”。④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这种美国国内舆论空前一致的现象多有关注和探讨，但对“冷战共识”产生过程中美国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联手进行的冷战动员和思想灌输活动则缺乏深入的研究。⑤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战斗的自由”(Militant Liberty)项目为研究个案，通过梳理冷战初期美国在全社会开展冷战动员和思想灌输这一特殊的历史片断，试图说明：(1)“冷战共识”是由美国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共同“打造”出来的，其目的一是为了防止所谓“共产主义渗透”的内部风险，二是为了动员美国民众参与到这场反共产主义的斗争中；(2)“冷战共识”构建过程中的宣传鼓动和意识形态灌输已经触碰到美国人引以为傲的“自由原则”底线；(3)不可否认，恐惧和焦虑是美国精英用来整合公共舆论的有效手段，但要理解诸如“战斗的自由”这样的项目产生的根源和运行的机理，恐怕还要触及美国人特殊的安全与危机意识，以及美国文化中的优越感与使命感。没有上述思想基础，就难以解释战后初期美国社会激进保守主义倾向占据上风，以及迫切需要某种“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文化根源。 一、“战斗的自由”理念的缘起 正如历史学家熟知的那样，战后初期美国社会又惯性地滑向“孤立主义”，美国民众对国际事务的关注度下降。随着欧洲局势的发展(东欧各国和法意两国共产党及左翼力量的壮大)和1949年“两大冲击”事件(苏联成功试爆核武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发生，美国政府开始担心自己无法集结起有效的力量来应对这场“国家安全危机”。社会精英亦不失时机地提醒行政机构：美国有从内部被颠覆的风险，美苏之间正在进行着一场“意识形态战”；糟糕的是，“美国人并不了解世界形势的严峻性”，因此，必须加大对民众的宣传力度，“以便使行政机构应用必要的激进措施来应对当前的局势”。⑥至少从1948年起，美国政府就与私人基金会、大众媒体、商业团体、社区组织、教育机构、教会与宗教协会等非政府组织展开合作，共同营造一种“红色恐怖”的社会氛围。⑦“麦卡锡主义”实际上正是这种社会氛围的结果而非起因。 与此同时，美国带有优越感和使命感的特殊政治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精英们认为，在意识形态领域，美国的冷战目标不仅是守住所谓“自由世界”的阵地，更要尽一切可能扩大美国价值观念的统治范围，进而完全取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达此目的，必须武装美国民众的头脑，并使每一位美国公民都成为冷战的“斗士”。曾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汤姆·克拉克很早就说过，“那些不相信美国意识形态的人，不应当被允许留在美国”。更多的人则试图论证，在冷战当中“每一个人都应当承担其责任……只有每个人都深刻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自由才能够生存”。⑧上述想法得到美国最高决策者的认同。1953年，美国新当选总统艾森豪威尔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不应该仅仅告诉民众影响我们安全的危险是什么；更应当向其解释我们正为反击危险所做的事情”。⑨其后，在筹备“人民外交”项目(People-to-People Program)时，他进一步解释道，“在这场敌对生活方式之间展开的宏大斗争中，我们美国的意识形态若要取得最终胜利，就必须得到成千上万独立的私人组织和团体，以及美国公民个人的积极支持，通过你们与国外公民间的联络(来传递我们的思想)”。⑩ 朝鲜战争的爆发无疑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恐慌氛围。应该说，到1953年朝战结束时，美国精英阶层基本形成一个共识，即反击共产主义已经成为全民的事业，必须努力让每一个美国公民都接受某种形式的“国家意识形态”教育，成为传播美国价值观的使者。这一时期，在所谓“朝战战俘事件”的刺激下，美国的反共策略变得更加激进，美国社会对于思想灌输有了更大的宽容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动员美国民众、强化美国意识形态为目的的“战斗的自由”项目并非突如其来，同“麦卡锡主义”一样，它也是美国社会激进反共思潮的产物。 朝鲜战争是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对抗的一个重要片断。1953年，经过漫长的谈判，交战双方终于就交换战俘问题达成协议。在正式交换战俘时，有21名美国士兵拒绝回到美国。处于冷战对抗的高峰时期，此事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在冷战背景下，急于提醒美国民众警惕“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威胁”的美国政治精英充分利用这一事件，“朝战战俘丑闻”由此发酵。在很短的时间内，关于美国战俘在“中共的心理灌输下叛变”的消息传遍美国，所谓“通敌”士兵的数字也由实际上的21人一度被夸大为2300人。(11)媒体的宣传使越来越多的国会议员和民众相信，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这么多的被俘士兵最终通敌”。(12)美国国防部在组织调查之后，将这一“丑闻”的出现归因于美国士兵在投入战场前没有做好充分的精神和心理准备，“美国的家庭、学校、教会和社区没有教会美国公民有关忠诚的责任”，士兵们也没有为应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做好准备。(13)对士兵来说，美国式的生活方式或许已经深入骨髓，但却无法言明。所以当他们面临共产主义审讯者时，“很沮丧地发现，自己的美国信仰没有什么逻辑结构”。(14)艾森豪威尔本人对“朝战战俘事件”的总结为，美国青年人并不具有“何为美国，以及美国为何而战……的知识”。(15)“朝战战俘事件”使美国政府内部一直酝酿着的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灌输计划纷纷提上了议事日程，而“战斗的自由”是其中备受瞩目的一项。 值得注意的是，冷战初期美国社会由“恐共”、“反共”转到“激进反共”的进程中，军方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众所周知，“麦卡锡主义”的衰落与其将政治矛头指向美国军方有重要关联。但事实上，这一时期军方亦充斥着赞同激进反共策略的官员。有学者研究表明，美国五角大楼总体上认为西方国家在“共产主义渗透”的威胁面前反应软弱；认为军队在冷战时期应当承担起“道德的和爱国主义的”责任；认为美国应当不惜一切代价防御共产主义，“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心理上”。(16)自1947年杜鲁门政府创建“国家安全机制”之后，美国军方已经借机参与到和平时期国家政治与外交事务的决策中。参议员麦卡锡对国防部反共产主义不力的批评和指责，虽然给美国军方带来一定的困扰，但也适时为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推动其决心用爱国主义和强大力量来防御共产主义的侵袭”。(17)这实际上为美国军方在和平时期介入公众生活奠定了根基。 “战斗的自由”理念最早由美国福音派传教士约翰·布鲁格(John C.Broger)提出。(18)布鲁格是一个极端反共主义者，早期负责远东广播公司(Far East Broadcasting Company)的创建与运营，后担任艾森豪威尔政府国防部“武装部队信息与教育处”(Armed Forces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主任。与同时期美国社会出现的各种反共理念不同的是，布鲁格认为美国必须有一套关于“美国意识形态”的简明易懂的准则。这样，思想才能成为有效武器，方便美国各组织和机构对内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对外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念。为达此目的，布鲁格归纳出一整套“战斗的自由”原则，目的是使“8年级以上阅读水平的美国人都能够掌握这个单一的、简明易懂的意识形态思想的主线”。(19) 1950年，布鲁格与后来出任参联会主席的亚瑟·雷德福(Arthur W.Radford)会面，两人在反击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观念和方法上不谋而合。雷德福后来成为“战斗的自由”理念的积极支持者。他认为美国人需要一套概括其生活方式的教义或问答集，以便与经验丰富的共产主义者进行辩论。雷德福认为不只美国的士兵要为保卫美国生活方式而战斗，“处于当前的危险当中，每一个美国人都必须献身于这项事业；必须团结起来反击好战的国际共产主义，以及任何危及美国生活方式的力量”。(20)“朝战战俘事件”的发生最终为布鲁格和雷德福两人所倡导的理念转化为行动提供了动力。事实上，在没有得到最高决策层同意之前，雷德福已经在其职权范围内开始推广“战斗的自由”理念，并着手开展灌输活动。 根据最终形成的“战斗的自由”文本，“战斗的自由”理念由一系列“自由社会”的基本原则组成，是对自由理想的一种阐释。这种阐释的标准是要“使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可以实践或者集体展示积极的自由哲学”。(21)“战斗的自由”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所谓“战斗的”是指，“自由世界”的每个公民要处于一种积极的精神状态，随时宣讲并解释自由的真义。包括布鲁格和雷德福在内，美国精英虽然相信自由意识形态更为优越，但却承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更具活力和动力。为此，“战斗的自由”要做的就是激发自由意识形态的动力，使“自由”成为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更有活力、更强大的意识形态。其二，“战斗的自由”强调“自由”(Liberty)是附带责任的“自由”(Freedom)。布鲁格认为，“自由”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各种“自由”权利，一部分是保证自己和他人实现自由权利的警戒性责任。换言之，“自由世界”的人们不仅享有“自由”，还有强制性的责任保证“自由”的推行。为此，布鲁格罗列出十项基本自由与十项基本责任，并声称这是全世界人民“无论其文化传统，无论其社会风尚”都应当遵守并享有的。其三，“战斗的自由”文本通过对比的方法分析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力量和弱点”，以及“自由世界意识形态的力量和弱点”；设定了“自由”的基本准则，并号召用一切可行方法积极鼓励那些“欲实现自由的人们”向着这个目标前进。(22) 这本18页的名为“战斗的自由”的小册子极其粗浅地分析了“共产主义”与“自由”两大思想体系的本质内涵，并简单总结出一系列的原则教条。尽管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不断有人指责其幼稚、可笑，它仍然为许多人认同并接受，成为美国政府特别是军方对国内外实施意识形态灌输活动的理论基础。(2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