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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国社会动员与灌输活动的特征与禁忌 以“战斗的自由”项目为个案，我们可以一窥冷战时期美国规模庞大的反共宣传与灌输活动冰山之一角。尽管近年来陆续解密的档案文献已经将美国开展的种种“黑色”冷战策略与手段逐步揭示出来，但其对美国民众实施如此广泛而公开的舆论操纵和学说灌输活动，仍然令人惊叹。选取“战斗的自由”为研究个案，除了源于它是冷战压力下美国社会氛围与极端思潮的产物，有一定的代表性；还因为这一理念和项目一直游离于美国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的边缘地带，既在一定时期内获得广泛支持，又在危机舒缓时遭到质疑而走向衰落。同那些略为温和或更为激进的意识形态项目相比较，“战斗的自由”项目正好可以作为考察危机形态下美国“激进”思潮之界限与尺度的一把钥匙。 “国家意识形态”：从多元到一元 前文提到，美国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基本形成了一个“共识”，即美国需要一个哪怕是非常宽泛界定的“国家意识形态”，以便于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进行斗争。然而，对于这种“国家意识形态”的内涵及其传播的途径，他们并没有达成一致。 早在杜鲁门执政时期，以保罗·尼采为代表的美国政治精英在起草“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 68)时就已经意识到，为了击败共产主义，美国“除了展示自由思想的优越性之外，别无选择”。(50)尼采及其支持者甚至认为，这意味着必须提出一个与共产主义相对的“美国意识形态”，哪怕这会有损美国社会的多元主义。(51)这些想法无疑是对社会精英的应和。当时，美国社会正就“美国意识形态”的内涵进行讨论。有人认为它应当是“美利坚主义”(Americanism)，由一系列思想和信仰组成，并带有强烈的责任意识，“一个合格的美国人应该能够帮助国家保卫我们珍视的自由”。(52)有人认为它是处于不断界定和确认当中的“美国生活方式”，“社会生活中的竞争性的个人主义，政治生活中强调权利的自由主义，以及经济生活中的私人企业制度，都要被调适以应对冷战危机”。(53)还有人提出了“人民资本主义”(People’s Capitalism)的概念，一种“既不同于共产主义，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第三种生活方式”，(54)目的是消除传统资本主义的一些负面因素。 到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由于他对动员美国公民参与冷战斗争非常感兴趣，所以这一时期，美国的“意识形态战”无论是从规模还是影响来说，都发展到了极致。早在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期间，艾森豪威尔就支持哥大师范学院创立了一个名为“公民教育工程”的项目，(55)组织一批知名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等共同提出了一个“美国自由之前提”(Premises of American Liberty)的列表。数个高校图书馆联合提交了一个用以支持“美国自由之前提”的书目清单，并借助哥大师范学院的声望向外推广。(56)可见，艾森豪威尔在界定“美国意识形态”时，仍然注意保留其多元文化的内涵。受其影响，“行动协调委员会”在制定“意识形态战”(57)项目时，特别强调该项目并不试图提出一个有关“自由社会”的统一学说，更不会提供一种学说教条。相反，“意识形态战”试图尽一切努力说明的是，“自由社会的原则可以在所有文明中以不同的方式有效运行”。(58)尽管如此，其言下之意已经表明，为了项目顺利推行，美国仍然需要一套有关“自由社会原则”的说教。 事实上，从美国社会特征来说，很难有人能为“国家意识形态”制定一个广为接受的标准，但冷战的压力又使制定这样的标准有迫切的需求。“战斗的自由”提倡的就是一种学说教条。它倡导一元式的、简明易懂的“国家意识形态”，以更好实现“洗脑赢心”的冷战目标。在朝战影响下，它得到决策层相当多人的支持，并被短期归入“意识形态战”项目管理。与此同时，美国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不断提出更为激进的意识形态战主张。随意翻查这一时期美国政府文件会发现，当布鲁格提出并推广“战斗的自由”理念时，美国社会内部，从行政机构各部门到国会有相当数量的人都在思考或酝酿类似的建议，甚至美国大学、社会团体、各种基金会和压力集团也不约而同地开出各种激进主义的冷战处方。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个名为“奥兰多委员会”(The Orlando Committee)的地方组织向美国国会提出反共产主义的立法建议，并得到国会重视。(59)“奥兰多建议”与“战斗的自由”理念相似，也是主张要总结出能够与共产主义对抗的一套一元式的思想体系。(60)其时，美国国会充斥着一大批激进反共的议员。他们对行政机构的反共策略，反击共产主义的坚定性和主动性都提出了质疑。(61)“奥兰多建议”很快被国会采纳，并作为“自由委员会”立法提案提交参众两院审议。提案主张，美国以立法形式建立一个“自由研究院”，其不仅要“研究有关国际共产主义阴谋的系统知识”，而且要“将反击国际共产主义阴谋的手段发展成实用科学”。(62)换言之，如果立法获得通过，美国将出现一个法律上承认的“科学的”思想体系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处于冷战对抗高峰期，“自由委员会”提案有大批议员支持，还曾在参议院顺利通过。(63)其后冷战形势发生变化，提案虽然频繁付诸表决，但始终未能再次赢得足够票数。 社会动员与学说灌输：从消极到积极 在战后初期美国的社会动员与学说灌输活动中，还有一个引发争议的问题是关于打造反共“舆论共识”，以及传播“国家意识形态”的途径问题。如前所述，在美国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看来，他们掌握着有关共产主义的信息资源，公众被普遍认为“缺乏辨识能力”，被视为出于“国家安全需要”可以加以操纵的个体。艾森豪威尔政府甚至认为，动员公众舆论，对于抵御冷战士气消退的风险极其重要。无论如何，“国内舆论必须成为(冷战)战略的一部分”。(64)然而，在这些精英中却始终有关于实施“消极灌输与动员”还是“积极灌输与动员”的争论。尽管没有找到对两者进行清晰界定的文献，但很明显，前者是指一切常规的大众传播与“白色”宣传，后者则是指“黑色”宣传和带有官方色彩的灌输活动。 大众传播是塑造舆论的最佳方式。在这方面，美国政府与新闻媒体、影视媒体，以及教会和社区的合作不可胜数。其中，行政机构与广告委员会(65)的长期合作最为典型。自1948年起，广告委员会就与行政机构、美国私人基金会和多个宗教协会合作，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美国传统”和“美国生活中的宗教”等主题宣传活动。对美国人来说，记忆最为深刻的应当是“自由列车运动”(Freedom Train Campaign)和“地面观察队”(Ground Observer Corps)运动。前者在美国铁路沿线城市开展了一系列宣传美国历史文献的活动，其目的是“增强抵制内外共产主义宣传毒害的影响”；后者则是一个征召平民志愿者的活动。其假设苏联随时会对美国发动突袭，因此征召50万人组成志愿团队，在美国36个州建立19400个观察站，实施每周两个小时的侦察。当然没有一位志愿者发现真正的苏联轰炸机，但社会恐慌氛围却由此被调动起来，美国政府的民防政策也因此得到公众舆论的支持。(66) 对于艾森豪威尔来说，“公民教育”也是有效的传播途径之一。他支持的“公民教育工程”获得卡内基基金会数百万美元的资金资助，在美国许多学校付诸实施。(67)当选总统后，艾森豪威尔公开支持广告委员会有关“国防中的公民行动”这一主题宣传活动。在他看来，“灌输”的力量不可小觑。用几个月的时间，通过一个公民教育项目来最大限度地重复有关“国家安全与世界和平”的讲话要点，就可以获得民众的完全理解。(68)与艾森豪威尔相同，美国精英非常依赖学校教育来实现其目标。“意识形态战”的项目指南明确表示，“那些因博学多识而备受尊重的人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引导美国人民接受和支持那些正确的选择”。(69) 如果说上述活动都可以归为“消极灌输与动员”的话，“战斗的自由”项目则更多地偏于“积极灌输与动员”。在美国政府内部就“战斗的自由”项目展开辩论时，许多机构都认为，已有的或正在实施的“意识形态战”项目在基本策略上与“战斗的自由”理念没有什么不同。(70)它们之所以反对，是因为“战斗的自由”项目中包含太多“积极灌输或动员的成分”。(71)美国新闻署曾在其报告中详细列举该机构正在实施的一些项目，这些项目与“战斗的自由”目标完全相同，只不过在项目实施中会“尽量避免暴露出美国官方参与的痕迹”。(72)言下之意，美国新闻署并不反对“战斗的自由”项目，而是反对其项目中提出的那种“公开的”灌输方法。曾在心理战略委员会任职的金特纳(Kintner)在国会作证时亦提到，行政机构内部在推行意识形态进攻战略时，“始终有一些成员争辩说，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的社会中，生活方式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使其很难被付诸行动”。(73) 与“战斗的自由”项目相比，“自由委员会”提案中的主张带有更为明显的“积极灌输”色彩。它不仅建议“在行政机构内部创建一个独立部门，负责研究并发展出一门综合的反击共产主义阴谋的实用科学，并培训政府官员、普通公民和外国学生掌握这门科学”；(74)甚至建议“创建一个信息中心，负责散布有助于了解共产主义阴谋并击败该阴谋的信息和材料”，而且要“生产并发行各级学校的教材以及其他反共素材”。(75)这实际上无异于公开的洗脑和思想控制。提案在国会拥趸众多已经令人惊讶，最终流产亦在情理之中。 激进反共策略：从宽容到质疑 总体来看，冷战前期美国政府与各社会团体联合推动的反共动员与灌输活动一直游离于美国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的边缘。在国家安全危机的旗号下，这些活动得到相当程度的宽容和支持。来自不同方向的相似观念和主张的出现，一方面说明美国社会整体上处于一种普遍的危机感受之下，另一方面亦表明，美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包含培植“激进”思想的成分。然而，时过境迁，当冷战形势趋于缓和，略显极端的意识形态策略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因而遭到强烈的质疑。 冷战前期，美国的反共宣传战和意识形态战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指导下，由国务院、美国新闻署(1953年以后)、中央情报局等机构具体实施的，其长期目标是要“在世界范围内鼓励自由世界哲学与精神的广泛接受”。(76)这样一个庞大的思想工程必然需要美国私人组织和公众的理解和参与，这在历届美国总统的讲话中都有充分体现。NSC68号文件亦表示，为了击败共产主义，必须将“美国人的全部内在能量激发出来”。该文件宣称美国将通过“传统的民主程序”来实现这一目标，即首先为公众提供关于当前形势的充分的信息；接着在公众充分理解当前形势的基础上达成共识；最后在共识的基础上发展出反击共产主义的国家意志。(77)然而毫无疑问，所谓“传统的民主程序”是不可能存在的。保罗·尼采承认，国家意志的形成需要美国民众“巨大的牺牲和严格的纪律”，这将迫使他们“放弃源于自由体制的某些利益”。(78) 在冷战特殊形势下，美国政府的“意识形态战”项目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都推行得非常顺利，有行政高层的直接支持，有私人组织和大众媒体的合作，很少受到外界质疑。事实上，对行政机构实施“意识形态战”有直接约束力的《史密斯-蒙特法》(Smith-Mundt Act)，最初并不禁止对美国公众进行宣传，甚至要求行政机构必须将对外宣传的素材和资料提供给国会、出版界、新闻杂志、广播系统等机构使用。(79)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行政机构从事对内宣传战和隐蔽战的活动引发美国社会广泛质疑，《史密斯-蒙特法》才得到修订(1972)，明确规定美国对外宣传的素材和资料“不得在美国(本土及属地)传播”。(80) 比较而言，“战斗的自由”项目则触碰到了美国社会更多的政治禁忌。“政教分离”和“军事远离政治”这两项禁忌在冷战早期美国政府构建国家安全机制的过程中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81)但在美国政治生活中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布鲁格的宗教背景、“战斗的自由”理念中的“新教福音主义倾向”，使该项目从一开始就招致批评。(82)中情局内部一份文件评价说，“它即便不会引发矛盾，也毫无价值可言”。(83)更严重的是，随着“战斗的自由”项目的铺展，军方太过公开地介入美国公众的意识形态灌输活动，引发了国会的关注。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很早就警告“美国右翼和军方正联合起来，超越其职权范围，塑造美国的公众舆论”。1961年夏，富布赖特向总统肯尼迪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发出一个私人备忘录，谴责“军方人员正从事宣传活动”。(84)其后接受国会质询时，富布赖特说道，“美国一向有一个深厚传统，即在政治事务上教育民众的职能不属于军方”。(85)1962年，美国国会就国务院和国防部涉嫌操纵公众舆论以及在军队中从事灌输活动进行调查听证。(86)“战斗的自由”项目自此走向衰微。 应该说，导致“战斗的自由”项目终止、“自由委员会”提案流产的更深层次原因是其触碰到美国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的“底线”。“战斗的自由”强调唯一的或一元的“国家意识形态”，主张对内对外实施“积极的灌输与动员”；“自由委员会”提案则坚持在立法层面上，制定一个“科学的”学说体系，并在全国和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公开的”学说灌输活动。这些观念与美国文化多元性以及固有的“自由”理念相悖；在实践中，两者又对其政策意图和方法手段不加掩饰，最终导致其失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