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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众思想灌输计划的实施 从冷战初期各种危机事件，特别是从朝战结束后的国际舆情和国内政治动向中，美国精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冷战开始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在舆论中处于被动境地，这不是由于西方的意识形态不够好，或者共产主义更为优越，而是由于美国没有发动有效的反击，“事实上，共产主义……面对有效的反击将毫无抵御能力”。(24)“战斗的自由”的出现适时为决策者和社会精英提供了一个可资利用的方法和工具。正像布鲁格自己宣扬的那样：它提供了一套有关“自由”的最为简洁的表述方法，“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能够很快理解”。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将理念转化为现实政策，“通过热情的宣传和可靠的支持来清晰阐明这一原则”。(25) 从理念走向行动 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后，为方便冷战政策的推行，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组建了一个“行动协调委员会”(OCB)，专门负责国家安全层面政策的协调与执行，并在实际上承担起反共心理战和意识形态战的主要责任。(26)布鲁格和雷德福非常清楚他们必须得到“行动协调委员会”的认同，才能使“战斗的自由”成为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战计划，并获得最为广泛的资源和影响力。1954年10月，美国国防部以备忘录的形式呼吁立刻将“战斗的自由”理念转化为行动，“与美国当前实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项目结合在一起……”(27)11月5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准备了一份行动大纲并提交给了“行动协调委员会”。这份行动大纲最全面地揭示了美国军方欲将“战斗的自由”理念推广的深度和广度。大纲当中，美国行政机构各个部门都被分派了任务：由中情局负责，分析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况，并就这些国家共产党的力量、弱点、目标和“惯用伎俩”做出评估；由“行动协调委员会”主持，国务院、国防部、美国新闻署、中情局和援外事务管理署(FOA)负责，将美国的经济、政治、军事项目和意识形态项目整合到一起实施；由国务院、美国新闻署和中情局负责，就相应的训练和行动项目提出计划，等等。(28) 1954年12月，在雷德福的推荐下，“行动协调委员会”听取了布鲁格就“战斗的自由”理念所做的简况汇报。在当日的会议上，“行动协调委员会”决定由美国新闻署牵头成立一个“OCB特别工作小组”，就即刻将这一理念付诸实施提出建议。其后三个月间，“行动协调委员会”成员机构间就“战斗的自由”项目展开激烈的争论。最终，在总统特别助理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的协调下，“战斗的自由”理念得到部分认可。参谋长联席会议仍被指令承担主要责任，“与相关机构协同实施这一计划”。(29) 美国国防部为“战斗的自由”制定的行动计划纲要表明，该项目的目标是：巩固美国的传统与理想；统一美国的公众舆论；提供一种既支持美国的政策和目标实现，又与其他“自由国家”目标相一致的积极的意识形态；既为美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行动提供合理性，又要避免美国过早陷入于己不利的承诺中；为“自由世界”的团结和力量确立道德基础，与此同时消除那些关于美国是“好战者、物质国家、利益至上者”的指责。(30)为实现上述目标，美国军方与社会中的反共力量结合，在事实上进行了一次目的清晰明确、方法手段多样、目标群体广泛的意识形态灌输行动。 冷战社会动员和意识形态灌输计划的实施 从项目实施的难易程度上看，由于有国防部高层的支持，“战斗的自由”项目在军队中最容易推行。事实上，军队的组织模式和动员机制非常便于学说思想的灌输。朝战结束后不久，美国军方就根据“战斗的自由”理念设计了一个特殊的训练项目，名为“行为守则”(Code of Conduct)。该项目的目的在于，使每一个美国青年，在面临类似朝鲜战争战俘营那种情形时，要坚持下来。(31)1955年8月，艾森豪威尔总统以行政指令的方式要求武装部队的所有人员都要牢记并遵循“行为守则”，以便在战斗中或被俘时的行为能够符合守则规定的标准。从“行为守则”的第一条——“我是美国人，为了我的国家和我们的生活方式而战斗”(32)——可以清晰地读出“战斗的自由”原则。 除了现役军人，美国国防部还掌控着庞大的预备役士兵教育系统和军事院校教育系统。从1954年底开始，美国国防部已经指令将“战斗的自由”原则贯彻在武装部队预备役计划(AFRP)、预备役军官训练团计划(ROTC Program)、军事信息与教育项目、心理战及其他特殊项目中。1955年，国家陆军学院、空军军事学院，以及其他陆海空军学院和研究机构的课程也加入相关的学习和研究计划。(33)差不多同一时期，中央情报局正在进行名为“洗脑”(brainwashing)的研究项目。参谋长联席会议遂与中情局合作，希望不仅可以探索对敌人进行意识形态“洗脑”的方法，同时也可以使美国的士兵在面对类似朝鲜战争那种极端情形时，能够抵制住共产主义“解释”或宣传的影响。(34) 然而，布鲁格和雷德福并不想让“战斗的自由”项目局限于军队系统内部。项目从开始设计就强调要在社区、家庭和学校开展冷战危机宣传，并为美国民众提供相应的培训。因此，在武装部队展开“战斗的自由”训练的同时，美国行政机构通过私人组织、宗教团体、学术机构和互助会等方式“向自由世界……的人们推销(这一理念)”的活动亦铺展开来。(35) 1955年6月，在国防部长威尔逊的支持下，美国国防部召开了一个由商业界、教育界、法律界和媒体精英参与的特殊会议，专门讨论“自由世界意识形态的有利方面”，实际上是围绕着布鲁格的“战斗的自由”理念展开了全面的探讨。(36)威尔逊还亲自出面，邀请其他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探讨“就美国生活方式进行更有效的训练的可行性”。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劳工部、商务部、农业部和美国商会均参与了项目合作。为“战斗的自由”项目准备的宣传材料也提供给这些机构用于他们各自的实地活动，“特别用于强调美国公民训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37) 1957年初，美国国防部与负责可口可乐和通用汽车广告营销的“杰米·汉迪”公司(Jam Handy)签订合约，希望其能以产品宣传的方式将“战斗的自由”以最快的速度传播出去。该公司不负所托，很快策划出一套“既可广泛传播，又适合多层次使用”的系列宣传片，名为“为自由而战”(Battle for Liberty)。该宣传片包括7个幻灯片、7卷录音带和7份手册。宣传片的主题涵盖挑战(共产主义)、宗教、经济秩序、教育、公民、社会秩序、法律和规则等多个领域。(38)该公司同时承担起宣传片的推广任务。其中比较成功的一个宣传活动是在1958年，借着庆祝美国“忠诚日”(39)的时机，该公司与海外退伍军人协会(Veterans of Foreign Wars)合作，将“为自由而战”系列宣传片送到美国地方学校和社区中心。(40) 20世纪50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美国社会组织、大学和学院，以及各种基金会参与到对普通民众的冷战动员与思想教育当中，形成一种特殊关系下的利益共同体。参联会主席雷德福与著名的保守派教育基金会组织“福奇谷自由基金会”(Freedoms Foundation at Valley Forge)取得联系，借后者推广“战斗的自由”理念。(41)美国军方与私人组织“美国安全委员会”(American Security Council)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合作，出版了《核时代的美国战略》一书。该书极力宣扬美国要与共产主义展开一场进攻性的“持久战”，并且为赢得最终胜利，美国公民和美国政府的领导者都要在“心理战”院校中接受有关“自由”思想的训练。在私人组织的运作下，有1万册之多的《核时代的美国战略》流通到各公立院校图书馆和社区组织中。(42) 然而，正如“战斗的自由”的批评者频繁指出的那样，美国公众不太接受严肃的灌输活动，因为他们或许不会感兴趣。(43)因此，利用好莱坞电影来渗透“战斗的自由”思想成为项目实施者的又一重要灌输手段。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曾说过，“最好的宣传就是没有宣传”。(44)对此，美国军方早有深刻理解。1954年美国参联会的米勒德·扬(Millard Young)将军在与加州大学戏剧学系的乔治·萨维奇(George Savage)教授会谈时提到“许多人只有通过戏剧媒介才能被‘打动’”。(45)好莱坞电影无疑是渗透爱国主义和反共产主义观念，又不会引发公众反感的最佳途径。中央情报局最早开始利用电影媒介来向美国民众和海外观众渗透意识形态思想，甚至有常驻派拉蒙影业公司的代表。利用所谓“好莱坞公式”，即说服电影导演用影片展现一个“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美国”，中情局把“战斗的自由”很好地融入到其已有的好莱坞行动中。(46)1956年6—7月间，参联会亦派出代表与好莱坞导演及演员们会面，共同商议“如何借助好莱坞电影传播‘战斗的自由’理念”。参加会谈的有约翰·福特(John Ford)、约翰·韦恩(John Wayne)、沃德·邦德(Ward Bond)和梅里安·库珀(Merian Cooper)等知名导演和演员。(47)他们一致同意，通过拍摄电影来“揭示共产主义控制下的社会现状……解释自由世界生活方式的基本原则”是极其必要的。(48)事实上，尽管这一时期的好莱坞电影谈不上是为美国政府服务，但的确有助于美国民众反共意识形态的整体确立。 同冷战前期美国社会诸多类似的反共思潮和反共项目一样，“战斗的自由”从一开始就面临各种质疑。然而，美国社会普遍的反共产主义思潮，迫在眉睫的“国家安全需要”，为该项目提供了足够的生存空间。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这一大规模对国内民众进行公开的意识形态灌输的宣传活动，才在美国国会的干预下逐渐终止。“战斗的自由”没有贯彻下去的原因，下文将详细论述，这里需要提及的是，“战斗的自由”并非孤立存在，它是当时社会主流思潮主导下的众多反共意识形态项目中的一项，其对美国内外决策的潜在影响力仍将长期存在。(4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