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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全”和“自由”的迷思 就其核心思想而言，“战斗的自由”将公民责任与国家使命直接联系起来，向美国公民提出了“义务性”的要求，这在当时和后来都没有引发太大争议。事实上，诸如“战斗的自由”这样的激进冷战策略的产生，既有国际形势导致危机感的外部因素，又有来自美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在因素。它们在满足美国民众的安全需求的同时，又迎合了其文化中的优越感和使命感，因而才能在突破“个人自由”原则底线的情况下，仍然获得生存的空间。 熟悉美国历史的学者大多能够察知美国人特殊的安全与危机意识。美国是一个追求“绝对安全”的国家。由于长期享有战略优势，美国公众在国家安全事务上的心理承受能力相对较低，对威胁自身安全的敌对力量非常敏感。危机事件能够轻易凝聚国内力量，突破各种规则和传统的束缚。20世纪50年代早期，洛克菲勒基金会曾投入巨额资金推动社会科学家研究和完善“(思想)灌输法”。该基金会认为，如果要在未来几十年逐步推进“全球政府”的理念，就要用更为成熟的操控技巧来说服美国人民。而现有的大众传播媒介似乎“在塑造良好公民，或在‘冷战’中塑造积极的民主意识形态方面，并不见成效。”(87)这些研究的成果之一是，“恐惧，无论基于引导还是基于其他原因产生，都会使一个人倾向于屈从精英”。(88)在现实当中，美国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的确经常利用夸大安全威胁等手段来激发美国公众的危机意识，以达成政策共识。 冷战时期，美国政府与媒体合力营造出多个“差距”恐慌，为美国政府的激进政策特别是飙升的国防预算寻求合理性，如“轰炸机差距”、“导弹差距”、“卫星差距”、“教育差距”、“威慑差距”、“防御差距”、“技术差距”等。为了推行意识形态进攻战略，美国政府同样提出了“(学说)训练差距”(Training Gap)的说辞，(89)并借助其引发的恐慌发起各种带有激进色彩的反共产主义项目。无论是“战斗的自由”还是“自由委员会”提案，甚至“意识形态战”项目，其推崇的方法和手段都与美国传统价值观念相悖，却依然赢得了相当多精英和民众的支持。正如有学者在研究美国公众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严重危机事件的态度时所总结的，“(其时)大众文化的所有分支都行动起来，似乎它们本来就是政府的衍生品……它们用一种声音说话”。(90)而美国总统小布什则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安全与价值观之间的选择是极其现实的，通常情况下，安全是必然的选择。(91)这解释了当代美国为何会有激进思潮生长的广阔空间。 除了安全与危机意识，要剖解“战斗的自由”的思想根源，恐怕还要提及美国文化中的优越感与使命感。至少从威尔逊时代起，美国就有意识地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向全世界传播。到杜鲁门执政时期，借助与共产主义国家的冷战斗争，美国最终确立了“自由世界领导者”的合法性。与此同时，其自身的优越感与使命感亦被无限放大。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3号文件中，美国政府宣称“他国民众发展并维持其对自身、对自由社会的信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美国的信任程度”，并且“环境与事态已经将世界事务中的领导头衔加诸于美国身上”。(92)无论是广告委员会的宣传活动，还是“战斗的自由”的思想灌输活动，美国精英在打造“冷战共识”时都刻意强调反共产主义这一历史使命与公民责任之间的联系。美国式“自由”是附带责任的自由，不履行保护“自由”的责任就没有权利享有“自由”；必须“教会美国人有关爱国主义和道德领袖的传统价值”。(93)这是“战斗的自由”理念的基本出发点。这种优越感和使命感，正如“战斗的自由”文本开篇所言，“并非新生事物，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被美国人所‘信仰、传承和实践’”。(94)事实的确如此。在美国随处干涉的话语中，“自由”与“责任”总会相提并论。1954年，“行动协调委员会”在筹划干涉拉美的行动时，这样论述其行动的合理性，“美国，作为近代历史上第一个赢得独立的殖民地，出于本能地理解依附者和被殖民者对于自由的渴望。美国的政策是帮助而非阻碍自由的扩散。美国过去是，未来仍然是，政治独立发展的支持者”。(95)21世纪初，当美国仍处于“9·11事件”带来的危机恐慌之下时，“自由”与“责任”之间的关系再度密切起来。小布什总统毫不掩饰地声明：美国的政策是“自信地”使用其巨大的影响力来推进“自由的事业”，因为“我们自由的生存越来越有赖于其他地区自由的成功。世界和平的最大希望来自于自由在全世界的扩张”。(96) 有学者认为，全球责任、民族伟大和反共产主义，这三个松散的意识形态组合弥漫于战后初期美国公众生活中，是美国社会“冷战共识”形成的主要原因。(97)应该说，美国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正是借助危机形势，通过激发美国民众的领导意识和责任意识，才处心积虑地打造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空前一致的反共产主义思潮，并为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奠定了民意基础。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被称为新保守主义教父的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才在回顾那段历史时说，“我们需要明确的意识形态敌人和带有威胁性的敌人。它，值得我们付出勇气，可以使我们在反对共同的敌人中团结起来”。(9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