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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统意义上的“德意志特殊道路” “德意志特殊道路”(deutscher Sonderweg)是一个关于德国近现代政治与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德意志世界，或者德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走的是一条和欧洲其他国家明显不同的道路。(49)这是一个在国内外学术界探讨和争论得比较多的理论，(50)最早被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知识分子用来解释德意志如何实现民族统一和国家富强。主要内容为：自19世纪开始，德意志便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德意志不是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而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变革实现民族国家统一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是一个威权国家，在政治上推行独具特色的、缺乏议会民主制特征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主导经济发展，自上而下地推行福利国家建设，以解决社会矛盾，消除无产阶级试图发动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威权国家使德国既可以避免沙皇俄国式的专制，又可以避免英国和法国那样弱小、颓废和低效的民主政体的弊端。为此必须强调个人对国家的服从，德意志的经济发展、民族强大、人民生活、政治参与等问题必须在传统国家与封建贵族领导下“自上而下”地解决。德意志道路具有很大的优越性，是德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教育体制的完美结合，是德意志文明区别并优越于西方文明之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德意志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一场较量。(51)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建立了以西方议会民主制为蓝本的魏玛共和国。然而，正是在魏玛共和国之中出现了国家社会主义，纳粹政权在20世纪30年代取代魏玛共和国，并给整个世界带来巨大灾难。这样的发展历程显然也是有别于西方其他国家的。19世纪德意志走过的“特殊道路”与20世纪德意志走过的道路是否具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性，成为大家争论的话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德意志社会史学派认为，19世纪德意志在现代化过程中，没有能够实现经济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的同步进行，以容克贵族、官僚和军队为主的传统政治势力掌握了第二帝国的统治权。虽然第二帝国时期德国的工业化发展迅速，但德国的资产阶级不但十分软弱，缺乏革命精神，而且还因为畏惧工人运动，转而与传统的政治势力结盟，出现了一种资产阶级的封建化倾向，使得德国无法实现真正的议会民主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虽然确立了议会制的魏玛共和国，但正是由于传统政治势力的存在和反对，最终导致纳粹主义的上台和魏玛共和国的灭亡。因此自19世纪以来到20世纪30年代，德国走的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52)第三帝国建立后，在反思纳粹主义兴起的过程中，德意志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民族性、文化特征，不同时期德意志民族的心理状态、社会结构、精英集团所表现出来的独特之处(例如，德意志民族特别残忍，特别具有侵略性；德意志历史发展过程中缺乏议会民主制传统；德意志民族具有盲从权威和国家的心理，这种心理至少可以追溯到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也被揭示出来，成为德意志特殊道路的内容。(53)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1990年两个德国实现了统一。2000年海因里希·奥古斯特·云可乐在总结19世纪以来德意志发展道路时提出：19世纪到20世纪90年代，德国走过了一条“偏离西方但最终回归西方的”特殊道路。(54)对此，我国学者景德祥认为，19世纪和20世纪德意志的历史，不但是德国对西方道路时近时远地偏离并最终回归西方的历史，而且也是受到东方道路影响，在东西方道路之间选择、徘徊、实践并最终放弃东方道路的历史。(55) 把德意志特殊道路的起点放在19世纪的说法，遭到许多研究近代早期德意志学者的质疑。有人提出：德意志道路的起点在16世纪开始的宗教改革。亚罗斯拉夫·佩利坎就认为：“在德国史学界，宗教改革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南北战争在美国史学界中的地位，它是一起划时代的事件，确定了整个民族共同体及其历史发展的特质。”(56)兰克史学派也认为：正是在宗教改革时代，德意志民族精神第一次展现出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有模式。19世纪末之前德意志的历史就是“从路德到俾斯麦”的历史。(57)阿兰·J.P.泰勒认为，“查理五世的第一年(即1521年)就是歌德所说的‘一旦失去就永远不会再来的’时刻……很明显，民族觉醒的时代已经过去，开始的是绝对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稳固发展，在随后的二百五十多年里，这种发展都没有遭到任何的干扰”(58)。 最近几十年国际史学界对16世纪后神圣罗马帝国以及德意志特殊道路的研究，(59)揭示出德意志近代早期发展过程中不同于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的特点，(60)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德意志特殊道路奠定了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