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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美国核威慑的后果及影响 自从美国有了核武器之后，特别是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决策者便将其视为用来实现外交意图的重要工具和手段，频频挥舞核大棒对他国进行威胁。美国政府在此次危机中的政策却清楚地表明，在达成外交政策目标方面，核威慑不仅未能奏效，反而使自身陷入了孤立的境地，这不能不促使美国政府对核威慑的可靠性与可行性进行反思。 鉴于在此次危机中，美国军方在政策决策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引起国务院一些官员的强烈不满。因而，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国务院的有关部门率先对军方过分依赖核威慑的僵硬政策提出批评，要求制定灵活的国家安全战略。1958年12月中旬，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帕森斯(J.Graham Parsons)在一次讲话中表示，鉴于越来越多的原子弹不断进入美国的武器库，这就给美国海外基地的使用带来一个严重问题。很多亚洲国家担心，一旦爆发核战争，由于美国核力量在本国的存在，这些国家将难以幸免；美国不断威胁无论在何种情形下，不管冲突大小都要使用核武器，从而使得这种担忧进一步加剧。(85)1959年2月，美国国务院一份有关台海危机的总结报告强调，在应对共产党国家的挑战时，美国必须拥有充分的常规力量与核力量，如果美国在这一危机中仅仅依靠核武器，那么“我们就面临着一个严酷的选择，要么让共产党夺取金门，要么进行一场核战争”；尽管这场核战争在军事上是可以接受的，但在政治上将是灾难性的，而且还要冒一场大屠杀的危险。报告认为，此次危机中，美国危险地一步步走向接近使用核武器的地步。(86)国务院远东处也于4月初提出报告，要求重新考虑美国对沿海岛屿的政策，否则美国日后可能还会因为这些小岛而再度陷入不得不使用核武器的困境。报告重申，使用核武器来帮助国民党军队固守沿海岛屿，不仅包含着触发一场核战争的巨大风险，而且在政治上将是“灾难性的”；美国现在如此依赖核武器，在很多情形下都要求使用这类武器，因而有必要做出明确规定，必须是在获得“最大限度”国际支持的情况下，美国才可以使用这类武器。报告同时指出，除了牵涉到美国在日本、菲律宾的基地以外，对中国大陆使用核武器还会造成巨大的伤亡，从而进一步激起大陆民众对国民党政权的憎恨，国民党实现其“重返大陆”目标的任何可能性由此也将彻底丧失。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则于1959年1月提出报告，要求改变原来过度依赖核威慑的僵化战略，建立一支高度机动的威慑力量，将空军、海军和地面部队灵活地组合起来，在不动用核力量并赢得大多数国家支持的情况下，能够有效地应对有限冲突，同时将有限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的风险降至最低。(87)7月初，国务院更是明确建议，将“从军事上看，应当把核武器视为常规武器”这句话从“基本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删除，认为美国现行的军事战略已经不能适应对外政策的需要。(88) 此次危机也使美国军方领导人开始怀疑一味依赖核威慑的做法是否正确。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霍普伍德在危机后的总结报告中抱怨说：危机期间，太平洋舰队同时面对核武器与常规武器的两种需求；鉴于过去几年把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发展核力量，使得美军进行常规作战的能力受到严重削弱，甚至舰载飞机都不适用投掷常规炸弹。为确保成功地打一场常规战争，他迫切要求增加常规武器系统的生产与运输能力。他建议，美国应该对使用常规武器的能力和计划进行审查，“以便为应对除核战之外的各种紧急事态提供更大的行动灵活性”。(89)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在此次危机中的困境也促使决策者不得不重新考虑“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可行性。台海局势缓和伊始，一向笃信核威慑的杜勒斯就在国务院与五角大楼举行的部际联席会议上明确表示，美国太过于依赖核威慑，尽管在过去几年这一战略曾经奏效，但现在已经成为“废弃的资产”，美国必须制定新的政策。(90)不仅如此，杜勒斯还将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起草的要求改变过分依赖核力量与核威慑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军事战略框架”这一报告，转交给麦克尔罗伊，作为国务院和军方讨论修改“基本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1959年7月初，在与艾森豪威尔、麦克尔罗伊等人商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时，新任国务卿赫脱对军方动辄就要使用核武器的做法也提出批评，认为出于威慑的需要，美国不能承诺不使用核武器，但在任何有限的冲突中不应动用这类武器，只能作为最终的手段，否则就会对盟国造成极大的心理问题；不仅盟国害怕，整个世界都担心美国会使用核武器。(91)就连艾森豪威尔也表示，时常困扰他的一个问题是，美国越是依赖于核武器，他控制任何有限战争或避免使之升级为全面战争的希望就越渺茫，“我们如此不幸地依赖核武器，以至于任何一次实际的军事行动都会导致我们从一开始就使用这类武器，而不对核武器与常规武器加以区别”。(92) 尽管僵化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已经走到尽头，但积重难返，变革绝非易事，特别是遇到了美国军方领导人的强大阻力，使得政策的调整步履维艰。在这些军方领导人看来，美国应从此次台海危机中汲取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核政策。(93)国防部、参联会一再重申，美国的政策应当是，只要军事上有利或需要，不管在何种情况下，都可以使用核武器，强烈要求部署更多的各种类型的核武器，并扩大军方在使用这类武器方面的权限。为此，国务院和军方展开了激烈的长时间交锋。事实上，直至艾森豪威尔任期即将结束之时，美国政府内部仍争论不休。(94)显而易见，在艾森豪威尔任内，不可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做出重大调整。及至肯尼迪执政后，“灵活反应”战略才最终出台。 北京大学历史系王立新教授和两位匿名审稿专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特此申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