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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抓捕战犯 抓捕战犯是东京审判前所必需的准备工作，但日本战犯的抓捕是在两个前提下进行的，一是美国独占日本，二是根据《波茨坦公告》，所有日本武装力量及其民事机构必须撤出北纬30度以南地区，即撤回其本土。所以，如果说战犯的甄别遴选除美国之外其他盟国还可以积极提名的话，那么，抓捕日本战犯、至少是大部分战犯只能由美国完成了。美国独占日本是以反法西斯盟国的名义进行的，因为只有如此，美国的这种独占日本的行为才能获得足够的合法性，但美国在享有这种权利的同时，为盟国抓捕战犯则是其肩负的重要义务之一。 (一)美国有关战犯抓捕的考量 应该说，抓捕战犯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因为看似一种法律执行行动，但实施抓捕时必须充分考虑时机的把握、局势的预判和后果的评估等因素。 日本战犯的抓捕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确定谁是战犯，必须要有个确切的“战犯”定义。1945年11月6日艾奇逊向麦克阿瑟提交一份备忘录，其中就谈到美国当局在给麦克阿瑟的指示中言词宽泛，概括而不具体，以致他无法确定谁是美国政府或是盟国政府想要起诉的。以致美国驻日当局抱怨道，如果我们以不明确的“战犯”的名义去抓捕或监禁了一些人，结果发现我们没有事实材料对抗他们，最后是不经审判而加以释放。如此的举动会为将来树立一个危险的先例，因为它违背了现有的法律和国际法规则。除了一些概括性的指示外，麦克阿瑟没有任何行动的基础，而这些指示却不能为整个抓捕工作提供充分的指南。(24)虽然如此抱怨，但美国人对于直接侵害过美国利益的那些战犯嫌疑人，则是没有这些顾忌的，如抓捕木户幸一(Marquis Kido)，美国认为作为天皇玉玺的管理者在推选东条为首相时所处的立场，以及在珍珠港事件后其仍任职于政府，这些已经足以使其承担发动对美国、英国、荷兰战争的责任。(25) 美国认为抓捕战犯的行动应该很快进行，其原因美国人是如此分析的：第一，美国占领日本和日本的非武装化已经完成，建议可以考虑对战争罪犯嫌疑人实施抓捕。日本人民直到当时还没有严重不利于占领当局的反应，民众已经接受了被认为会对其造成很大心理冲击的事件，如天皇屈服从属于盟军最高司令官；前首相东条英机(Hideki Tojo)的被捕；天皇最近造访麦克阿瑟；指示日本政府要求言论自由包括讨论天皇等。第二，日本民众已经表现出寻求改革和变化的动向了，他们此时不再抱有幻想，民众对那些误导他们并给国家带来灾难的那些人进行了广泛的公开的批评，日本人民期待美国当局逮捕更多的嫌疑人，大多数民众不反对这种逮捕。但这种态度不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由于民众经济上苦难的加重，特别是快要到来的冬春季节，一部分对抗不可避免地转向美国占领当局，因此，从日本民众的角度对大部分日本战犯嫌疑人实施抓捕越快进行越好。第三，美国人已经觉察到，日本政府内外的许多温和的政治领导人处于犹豫状态中，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否被列为战犯嫌疑人。同时，还有一种可能，即如果逮捕时间拖延过久，被列为嫌疑的人会重新进入政治领域，等到他们走向公职或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基础，那时再进行逮捕，我们必然会遭受批评。(26)抓捕战犯行动越早完成，那些担心自身是否与战犯相牵连的高官要人会越快地平稳下来，这有利于他们对战后日本的改革做出贡献。 美国制定了具体的抓捕策略，认为抓捕战犯方面慎重行动也是必要的，制定一个抓捕被列为战犯的高官的具体方案是可取的，在短时间内完成抓捕工作，在抓捕行动之间留有充足时间以观察民众反应，视情况再决定加快还是推迟这一行动。东久迩稔彦(Higashi Kuni)是天皇之下最高级别的官员，他的逮捕也为其他日本高官的逮捕铺平了道路。(27)另外，美国一般不直接进行抓捕战犯的行动，而是指令并监督日本政府行动，这样既避免了与日本人的正面冲撞，也为自己的抓捕行动留下回旋余地。如麦克阿瑟命令日本政府逮捕11月13日提交给他的13名战犯嫌疑人，除板垣征四郎(Itagaki)和山田乙三(Yamada)，据认为他们不在日本国内。(28) 对日本一些位居要职的战犯嫌疑人的抓捕，美国给予了充分的政治评估。虽然还有争论说逮捕近卫文麿(Hidemaro Konoye)会对现政府造成什么影响，但是媒体上对他和其过去政策的广泛批评已经表明这种影响不会是负面的。他的身份问题以及他与天皇的紧密联系，以致他的逮捕是否会引起天皇的战争罪责的问题，正如日本媒体所表明的那样，政治责任在于天皇的顾问们，而不在天皇，因为天皇仅仅是在按照顾问们的建议行事。如果像近卫这种政治经历的人可以逃避战犯嫌疑人的正式审查，而且还在继续参加政府性质的重要活动，是完全不合适的。(29) 美国抓捕战犯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那些挑起对美战争的日本高官，即使没有参与，哪怕仅仅当时在政府中任职，也必须绳之以法，严厉惩罚。除了后文提到的麦克阿瑟下令逮捕东条英机时期内阁的所有成员外，艾奇逊作为驻日美军司令部重要成员曾经向国务卿辩解，因为驻日当局由于没有逮捕已经建议应当逮捕的东条英机内阁的6名成员，八田嘉明(Hatta Yoshiaki)、汤沢三千男(Yuzawa Michio)、石渡庄太郎(Ishiwata Sotaro)、野村直邦(Nomura Naokuni)、重光葵(Shigemitsu Mamoru)和山崎达之辅(Yamazaki Tatsunosuke)而遭到批评，但实际情况是，要起诉整个东条内阁成员，除了野村直邦(Nomura Naokuni)外，仍然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对他们的逮捕和起诉。(30) (二)逮捕战犯 1945年9月11日，麦克阿瑟下令逮捕以东条为首的包括珍珠港事件时整个内阁成员的39名战犯嫌疑人，包括本间雅晴(Masaharu Homma)、黑田重德(Shigenori Kuroda)、铃木启久(Colonel Suzuki)、桥本欣五郞(Colonel Kingoro Hashimoto)。10月15日，逮捕包括沢田研二(Kenji Sawada)等3人，(31)因为他们与处决上海附近杜立特飞行中队(James H.Doolittle，詹姆斯·杜立特陆军准将，以他为首的飞行中队曾于1942年4月18日轰炸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本土)3名飞行员有关。10月22日，逮捕铃木内阁的内政大臣安倍源基(Genki Abe)。盟军驻日司令部法律部发言人于10月22日宣称，太平洋地区要被审判的战犯嫌疑人总数达到4000人。11月17日，日本政府被命令逮捕并移交包括荒木贞夫(Sadao Araki)、本庄繁(Shigeru Honjo)等11名主要战犯嫌疑人。(32)这些人被认为对1931年、1937年、1941年侵略事件负主要责任，他们和之前已被捕的以及将来被抓捕的那些人将受到国际法庭的审判。(33) 作为驻日司令麦克阿瑟的政治顾问艾奇逊在向国务卿汇报战犯抓捕情况时这样说道： 1945年11月13日向司令官建议逮捕13名战争罪犯嫌疑人，11月16日再次建议司令官逮捕22名嫌疑人，11月27日再转给司令官二份主要战犯嫌疑人名单，并分别有嫌疑人简介，其中一份名单包括二人，这二人分别是藤原(Fujiwara)和中岛(Nakajima)，建议现在立即进行抓捕，第二份名单只含一个人，即米内光政(Yonai)，其应该因为反和平罪而受到审判，因为1937年他是海军部长，而正是在那时中国被攻击，日本的海军飞机轰炸了南京和其他中国城市，因为违反战争法和战时习惯法特别是海牙公约第1条而应该受到起诉，建议在将来合适的时间再进行逮捕。我们的前三份名单包括了美国战争罪行办公室所列举的所有嫌疑人，这些人还没有被逮捕，所有不利于他们的证据都掌握在我们手中，然而我们得知，被战犯办公室列为战犯嫌疑人的伏见宫博王子(Prince Fushimi Hiroyasu)，报道称其去世了，但仍然活着，虽然病了。关于阿部信行(Abe Nobuyuki)，我们被告知其已经被逮捕，但实际上是逍遥法外。根据可靠消息，木村兵太郎(Kimura Heitaro)、板垣征四郎(Itagaki Seishiro)和寺内寿一(Terauchi Hisaichi)在缅甸或马来西亚的英国人手中，山田乙三(Otozo Yamada)在满洲(Manchuria，中国东北)俄国人手中，建川美次(Tatekawa Yoshitsuga)、阿南惟几(Anami Korechika)、末次信正(Suetsugu Nobumasa)和杉山元(Sugiyama Gen)已死亡。土肥原贤二(Doihara Kenji)已于9月23日在日本被捕，武藤阿基拉(Muto Akira)已被控制在菲律宾，多哥茂德(Togo Shigenori)被软禁在东京。(34) 虽都没有公布名单，但美国外交档案记载，驻日美军当局分别在1945年12月1日、11日拘捕了两批日本战犯嫌疑人，计57人；同年12月3日、15日又分别指示日本政府逮捕8名和69名战犯嫌疑人并移送巢鸭监狱(Sugamo Prison)，这些人都被指控对联合国家的国民实施了残暴和攻击行为。(35) 驻日美军当局还于1946年1月17日指令日本政府逮捕并移交110名战犯嫌疑人，包括7个将军。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将军中的5个人，即和知鹰二(Wachi Rakaji)、矶谷廉介(Isogai Rensuke)、酒井隆(Sakai Takashi)、影佐祯昭(Kagesa Sadaaki)和谷寿夫(Tani Hisao)，包括在1945年10月由驻中国大使馆转交给美国政府的中国外交部所列的12名日本主要战犯嫌疑人名单中。中国的12名战犯名单，其中9人已经由美国驻日部队逮捕或命令逮捕，本庄繁(Honjo Shigeru)在1945年11月在被命令逮捕后自杀，板垣征四郎(Itagaki Seishiro)和喜多诚一(Kita Seiichi)分别被英国人控制在新加坡和被俄国人控制在满洲(中国东北)。(3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