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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典历史主义的基本观念 历史主义德文写作“historismus”。伊格尔斯考证后认为，在德国，该词最早出现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其涵义已经确立。古典历史主义理论植根于德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殊历史环境之中。“在德国，学者们所坚信的狭义的历史主义，是强调每一项事物或理念都是每一具有特殊性和完整性的国家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它也是无法移植的。这种历史主义反映出德国的特殊环境，诸如：这个国家政治上的分裂，16世纪以来各地现代经济制度参差不齐而又落伍，以及Troeltsch（即特勒尔奇———引者注）所提示的，路德派和日耳曼地区思想和宗教上的特殊传承（它特别强调个别的文化以及忽视政治上的自由）。”［６］（282,286）法国大革命后的拿破仑战争和德国的解放战争则成为古典历史主义产生的现实原因。1806年，拿破仑军队在耶拿战役中大败普鲁士，从而唤醒和激发了德意志政治上和学术上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前者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寄望于普鲁士国家；后者希望摆脱法国大革命对德国的影响，构筑具有德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和学术理论。因此，“紧随着解放战争的经历之后，并且深受那种经历和前两个世代的思想影响，新的一代这时就在寻求着他们自身应有的事业，那首先而且最重要的已经不再是诗歌和哲学，而是政治和学术”。［５］（288）古典历史主义承载着德国历史和现实的重负，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目的，代表人物为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和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e von Ranke，1795-1886）。［６］（288） 洪堡是柏林洪堡大学的创始者，也是著名的教育改革者、比较语言学家及外交官，深受解放战争中民族主义的影响。1819年后辞去公职，专门从事学术研究。1821年，普鲁士科学院邀请洪堡作了一次题为“论历史学家的任务”的演讲，“提出了将唯心主义应用于历史编纂学的古典表述”。［８］（3）洪堡认为，理性并不足以让历史学家获得真相，“一个事件只有部分是可以被理性所理解的，其他的只能加上感觉、推论或是推测”。史学家关注事实，但却不能就此止步，他还需要考察事实当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或意义等永恒的理念。既然历史学的对象是具体的现实以及在具体现实中使自己得到表达的永恒的理念，因而历史学就需要一种包括理性和非理性的双重研究方法，“因此，在探索历史真相中有两种方法必须同时使用：首先是对事件的准确、公正和批判性的考察。其次是探索事件的联系，对它们加以直觉理解，在这方面第一种方法就无能为力了”。洪堡特别强调两种方法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使用第一种方法必然错过真相的本质。然而忽视这种方法，过分强调第二种方法将会在细节上冒歪曲真相的危险。”［８］（5-23）在此，洪堡的古典历史主义已经将批判方法与唯心主义历史观与认识论结合在一起。 伊格尔斯认为，洪堡的历史编纂学理论主要阐述了作为唯心主义核心的三个原则：（１）理念学说：即历史现象仅仅是居于支配地位的永恒理念的外部表现；（２）个体概念：永恒的理念不是抽象的或共同的，相反，它们以具体的历史特点表现自己。不仅每一个人而且每个国家或民族都体现了这样的特点。每个个体都是植根于实在中的理念。理念是业已发生的事物（即个体）的本质部分，也就是作为个体的思想，历史学家必须相应地以自己的思想为手段才能完全理解过去发生的事物的真相。因此，“对历史家任务的最后的、但也是最简单的分析是描述思想的作用，以求获得真正的存在”。（３）理解理论：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在其独特性中理解每个历史个体，通过历史表象洞悉其内部结构。在此过程中，抽象的归纳演绎方法毫无立足之处。理解需要两个步骤：首先，研究者对事件的准确的、公正的和批判性的考察；二是对历史个体的内部结构的直觉理解，这种研究只靠第一种手段不能完成。第一种方法可以确立事实，第二种方法是在事实基础上理解理念和寻求意义。［９］（69-76） 洪堡的演讲无异于古典历史主义的一篇宣言。德罗伊森称他为“历史学中的培根”，［10］（12）克罗齐称赞它包含了历史主义的重要概念，它们也许永远再也没有被表述过，却构成了从兰克到格哈德·里特尔（Gerhard Ritter）的德国古典历史编纂学传统中唯心主义信仰的核心。［８］（3）伊格尔斯也认为：“洪堡是19世纪首位提出一整套包含这些深刻见解的知识论的作者。”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兰克到梅尼克（即迈纳克———引者注）的德国历史主义伟大传统中的基本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假设已经由洪堡提出了”。有鉴于此，洪堡阐述的“这些理论———理念学说、个体化的研究方法、政治在历史里的中心地位的思想———构成了从兰克到梅尼克的德国史学和历史思想的历史哲学的基本内容”。［９］（73,75,7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