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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克是十九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也是古典历史主义的集大成者。但以往却将之归之于客观主义，主要证据为1824年兰克出版的处女作《1494-1514年的拉丁和日耳曼民族史》前言中的如下一段话：“历史学被认为有判断过去、为未来指导现在的职能，对这样的重任，本书不敢企望。它只想说明：什么确确实实地发生了。”［５］（223）其中的关键是对“wise s eigentlich gewesen”一句话的理解，这句话在英语中译为what actually happened（即什么确确实实地发生了），而中文又据此翻译成“如实直书”。但反对者却认为英语的翻译存在可议之处，德语“eigentlich”一词应译为英语的“essentially”（本质上），如此这句话就应该相应译为what essentially happened（“过去事件的本质是什么”）。1很显然，上述两句话的含义并不一样：前者旨在确立事实，后者的目的是说明事实中的思想（也就是史学家本人的观点）。此解更符合兰克的本意。在这篇不长的前言中，兰克用一半以上的篇幅谈论自己的写作目的。他写道：“一个历史学家的目的依赖于他本人的观点。”“在此导言中，我将表明———主要以叙述对外业绩的方式———这些民族（即拉丁民族和日耳曼民族———引者注）是如何在一个统一体、一个共同体的形式下发展的。这是本书基本观点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已直接表现在内容中。本书仅涉及这些民族的一小段历史，这一段历史可说是现代史的开端。”［５］（222，223）兰克的这段话表明，他是在自己理论前提的指导下挑选事实的，这些被精选出来的事件都是为了说明他有关“拉丁民族和日耳曼民族为一个统一的民族”，以及“其历史是整个现代史的核心”的观点。在他看来，这些观点无疑体现了“过去事件的本质”。可见，兰克从一开始就不是“隐藏自我”的客观主义者，而是带着自己的理论前提研究历史的。有鉴于此，尽管19世纪20年代是兰克批判史学的方法论的形成阶段，但他的批判方法与客观主义决不能等量齐观。 兰克的古典历史主义思想形成于19世纪30年代前中期。在这一时期柏林大学的讲义及其主编的《历史－政治杂志》所发表的论文中，“兰克提出了19世纪历史研究中最为系统和一致的历史主义原则”。［９］（88-89）它们在未来半个世纪中并无改变。［11］兰克从历史学与哲学两个学科研究方法的不同（但这并妨碍历史学采纳德国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和认识论）入手，论述了其唯心主义的历史编纂学理论。在30年代的“论历史学与哲学的关系”的手稿中，兰克写道：“哲学企图将现实压缩成一个系统，牺牲了历史世界的独特性，而历史则寻求在个别中理解普遍”。在30年代手稿“历史科学的特点”中，兰克指出：“当哲学家以他自己领域的视角看待历史时，他仅仅在进步、发展和总体中追求无限，而历史学家则在每个存在之中领悟无限：在每种状况中、在每种存在中都有着出自上帝的永恒的因素，这是历史学至关重要的原则”。由此出发，兰克认为历史学具有如下几个重要特点：一为探索事实及其意。“由于承认我们想了解的事件、环境和个人具有神圣性，我们必须尊重实际所发生的事情。”他同时又说，“但这不意味着仅仅迷恋于事实的表象，即何时、何地和如何等等；那样只抓住了外部的东西，而我们的原则将我们引向内部”。［８］（38,39）可见，兰克治史的目的绝不仅仅是搜集事实，而是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发现现象的本质。二为理解历史的意义。对兰克来说，历史说到底是一个精神王国，而精神是以个体化的形式表现自己的。兰克认为历史学家应该在他们的批判性思考中超越历史现象的外部表象，理解其中的思想。外在表象和内在思想需要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方可获得，“因此，文献的、领悟的和深入的研究是必须的。首先，这种研究必须直达现象本身、它的条件和环境，否则我们便不能了解它。然后是它的本质、它的内在，如上所析，因为每个个体都是一个精神的实在，它只有通过精神的领悟才能被理解”。由此，历史学的方法是批判＋理解，二者缺一不可。三为探寻历史中的因果关系。兰克认为，历史现象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事件之间存在着联系，事件之间相互影响，前一个事件决定后一个事件，原因和结果存在内在联系。尽管因果关系没有标明日期，但它确实存在。因为它存在，我们必须试图认识它。从因推果的这种历史观察被称为实用主义，但我们将不以通常的方式而是根据我们自己的概念理解因果关系”。具体说，对事件的观察本身可以展示它们的内部联系，因而需要尽可能精确地调查真实信息以发现真正动机。四为用不偏不倚的态度对待历史。兰克认为史学家必须不偏不倚（impartiality）。如何做到不偏不倚？在兰克看来，正确的做法是回到过去。他认为，史学家不应站在现在的立场上去评判过去。“我们常常借助现在的形势判断过去，也许这种特点从来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然而，这不是真正的历史方法。”兰克主张从过去出发评判历史。史学家应该当事人的动机中，在他们自己的环境中，也就是说在他们自己的内在状态中观察他们。在做出判断之前，我们先要理解他们，而理解需要站在过去的立场上看待历史。五为从历史个体中寻找普遍趋势。兰克虽然认为历史由个体组成，但又主张它们绝非是一盘散沙，相互之间毫无关联。他在30年代手稿“论历史学与哲学的关系”中明确指出：“那些把历史仅看作是特殊事件的大迭加的历史学家，肯定是错误的，那会使人们仅诉诸于记忆。由此产生了一种堆积历史特殊事件的做法。”在他看来，虽然历史由特殊组成，但特殊之中蕴含了普遍，历史学就是要从特殊之中寻求共同的趋势。为了防止历史变成一堆支离破碎的个体，兰克宣布：“我则相信这样一点，历史学——在最高点上——本身需要、也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将对特殊事件的研究和观察升华成对事件的普遍性观念，升华成一门客观实存的、相关的知识”。［５］（226）兰克虽然反对哲学抽象或图解式的研究方法，但认为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必须具备哲学思想。 兰克的国家理论与其历史编纂学理论一脉相承，是批判史学和唯心主义的混合体。兰克承认，真正的历史是把尼布尔（1795-1886）和黑格尔最好的东西揉和起来。［12］在《强国》（1833）一文中，兰克系统论述了历史研究的主题。他认为，尽管世界历史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但它却不是漫无目的地叙述一连串国家的起伏兴衰，重要的是在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精神的、富有生命力的和创造性的力量和道德精神的斗争和发展。对兰克来说，日耳曼民族和拉丁民族所代表的国家正是体现了这种精神力量，这些力量不能在抽象的概念中加以界定，人们只可以观察和评述它们。国家之间的冲突不仅仅是实力的较量，还是构成历史的精神力量的相互作用和连续发展。为此，他选择民族国家形成阶段的早期现代进行研究，并把大国之间的军事外交史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在《政治对话》（1936）这篇文章中，兰克主要讨论了军事外交史的研究方法。他认为，不能像启蒙主义者那样从抽象理论的立场来考察政治和社会制度，“不存在一条从一般理论中理解特殊的道路”。抽象的政治原则毫无意义，制度永远不能简单地从一个国家被移植到另一个国家。由此，哲学和政治学都无法真正理解国家。相反，个别却可以使我们达到一般，“唯有通过广泛的历史调查和领悟，我们才能求得对深藏的、无所不包的精神法则的推测性理解。”因而，历史便成为理解国家和权力最重要的途径。“存在着一种因素，它使国家不是普遍范畴中的分类，而是一个生命体，一个个体和特殊自我。”国家并不是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而是到达历史神学的唯一通道。“国家是一种精神性的实在，是人类心灵的原始创造——我能够说它体现着上帝的思想。”［５］（102-130）可见，兰克史学绝非单纯的客观主义的方法论，而是一种包容广泛的集批判史学与唯心主义于一身的历史主义。正如伊格尔斯所言，这种“历史主义不止是一种历史理论而已。它包含有一整套人生哲学、一种科学观（而尤其是人文科学与文化科学的科学观）与一种政治社会秩序观的独特结合”。［1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