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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代英国中产阶级形成的时间 “中产阶级形成于何时”是近代英国中产阶级形成问题研究中颇具争议的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从这些研究成果来看，“形成时间”基本覆盖了从16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的所有年代。 （一）中产阶级形成于15-17世纪。将中产阶级的形成时间追溯至最早的当属A.F.波拉德，他在初版于1907年的《近代历史要素》一书中，将15-17世纪的欧洲，尤其是英国每个有历史意义的现象，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欧洲的殖民扩张、新君主制、国家主义、众议院的兴起、清教革命等，都归因于中产阶级这个看起来无所不能的群体。(47)这一结论赢得了个别学者的赞同，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路易斯·B.赖特和R.H.托尼也持相同的看法。但这种观点因定位过早而遭到大多数学者的质疑，赫克斯特曾以“中产阶级的神话”为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48) （二）中产阶级形成于工业革命前夕。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中产阶级研究的升温，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其中有些学者认为工业革命前夕中产阶级已经形成。如前文所述，保罗·兰福德在《文雅和富有商业精神的人们：1727-1783年的英国》一书中，试图以中产阶级的口吻叙述中产阶级自己的世界，认为中产阶级到该书涵盖的时间段已经比较成熟且影响很大。但遗憾的是，兰福德忽视了下层阶级，没有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描述社会结构整体，使之对中产阶级在社会结构中的定位不够准确。更有意思的是，兰福德在研究中宣称崇尚当时的用语，但他却使用了“中产阶级”这样一个在18世纪极少使用的术语。(49) 深受实证研究影响的彼得·厄尔认为，确定中产阶级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为此，他选取伦敦作为研究个案，在搜集、分析个人商业记录、日记、自传、遗嘱、财产清单、火灾保险政策、伦敦同业公会记录、政府报纸等翔实资料的基础上，确定了375位伦敦市民的完整样本。该项研究涉及中产阶级生活的各个方面，如经济（学徒制、商业、投资、妇女与商业）、婚姻家庭生活（婚姻、家庭、城市生活、消费与支出、疾病与死亡）等，厄尔认为，到18世纪上半期，中产阶级的轮廓清晰地浮现出来。(50) （三）中产阶级形成于工业革命时期。工业革命是生产力的一次巨大飞跃，必然带来人类社会各个方面的变化。中产阶级作为成长中的阶级以及与工业革命相伴相生的阶层，自然难以逃脱这场革命的影响。同时，工业革命也为研究近代英国中产阶级的形成问题提供了良好的视角，如利奥诺·达维多夫和凯瑟琳·霍尔的《家运：1780-1850年英国中产阶级男女》、西奥多·科迪特谢克的《阶级形成和城市工业社会：1750-1850年的布拉德福》等研究大多涵盖工业革命时期。(51) （四）中产阶级形成于工业革命之后。工业革命使英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导致社会结构的重组，到维多利亚时代中期，一个崭新的阶级——中产阶级首次在历史舞台上亮相。珀金即持这种观点。珀金认为，“工业革命不仅仅是商业的扩张、一系列工业技术的变革、经济增长的加速；它也是人类在控制生态环境、摆脱自然暴虐方面的谋生方式的一场革命……生活标准的改善，包括也意味着社会本身的剧烈变迁：人口的数量和分布、社会结构和组织、政治和行政上层建筑。简言之，工业革命是一场社会革命——在社会组织方面的革命”。(52)工业革命中产生的“工业主义”使“旧社会”中的各阶层更明确其理想，珀金最后以“企业家的社会”为题标示中产阶级在19世纪中后期的胜利。(53) 由上可见，学者们大都没有给出中产阶级形成的确切时间或标志性事件，而是通过对某一特定时段的研究，阐述中产阶级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发生的变化，从中隐含对中产阶级形成时间的看法。这种相对模糊的处理不仅出于研究者的谨慎，更因为衡量一个阶级形成的重要标志——阶级认同的隐含性。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说，相对于可以量化、有史实可查的经济成就和政治表现，阶级认同更多地属于文化或心理层面，难以用一个确定的年代作为分水岭。为印证中产阶级的阶级认同，许多学者或致力于史料的进一步发掘，或创新思路，另辟蹊径，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关于这一阶级或阶层术语的历史研究，即词源学的研究。他们通过深入研究当时人们所使用的术语，即研究中产阶级对自己和其他阶层对中产阶级的称谓，将研究带入“柳暗花明”的境地。 赖特森和克雷西对近代早期英国社会中的分层术语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以探讨时人对某一群体的看法。赖特森为我们展示了“sort”一词的由来和应用情况，他认为，16、17世纪的英国社会高度分层，传统的三种功能等级说已经无法准确地描述当时的社会群体，但由于术语变化的滞后性，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人们仍在沿用以前的术语，尽管其意义已发生微妙的变化。时人把英国社会分为众多层次，还把“estate”和“degree”结合起来一起使用，(54)即把它们附加在名字上，特别是在正式的法律文献中。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更简单、更粗糙、也更实用的词汇来描述他们之间的本质差别，其中，“sort”一词更具实践意义。(55)根据赖特森不太确定的说法，“sort”一词最早出现于16世纪30年代，直到17世纪早期，才出现了“middle sort”和“middling sort”的说法，(56)并在17世纪40年代得到广泛使用。17世纪后半叶，时人对英国社会的描述中至少存在两种模式：一是等级制度的继续存在，另一是“sort”的非正式应用。克雷西列举了时人如托马斯·史密斯爵士、威廉·哈里森、理查德·马尔卡斯特、威廉·卡姆登、托马斯·威尔逊、威廉·佩蒂爵士、格雷戈里·金对当时社会分层的描述，指出这些人多是贵族或社会的中上层人士，倾向于以保守的眼光来看待和描述社会，职业人员、商人和公务员在他们那里得不到应有的地位。直到复辟以后；他们看待社会的方式才发生了变化，经济等因素才被视为社会分层的重要依据。克雷西分别论述了时人称呼贵族、教士和职业人员、商人和工匠、约曼农、农民、劳工和仆人这六类人的术语。(57)从赖特森和克雷西的研究可以看出，至少到17世纪后半期，时人对后来所谓的“中产阶级”是模糊的，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在他们看来，中产阶级到这个时候还没有形成一个整体。至于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同，由于该阶层还处在萌芽或发展的早期，因而更是无从谈起。 如果说，从赖特森和克雷西对社会分层术语的分析中还难以看到中产阶级的影子的话，那么，P.J.科菲尔德、S.沃利奇、雷蒙·威廉斯、J.希德等学者对18世纪至19世纪早期社会分层术语的研究，则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中产阶级形成较为清晰的历史图卷。科菲尔德指出，财源和地位的多样性、财富分配的变化等，导致社会分层的多样化，当时用来表示社会分层的术语有rank、order、degree、station、sort、part、interest等。随着社会发展，同时也由于中产阶级的不断发展，这种混乱局面得到了扭转，社会分层术语的使用呈现出相对集中的趋势。而且，由于社会流动性的不断增加，人们逐渐抛弃那些带有先赋性色彩的术语，如rank、order、degree等，更多地使用sort、part、class，其中，“class”一词的最初使用尽管并不明确，但到18世纪四五十年代，已确指社会结构。(58)S.沃利奇则解释了“class”一词的来源和在英国的认同，认为该词首先由法国人发明并使用，到18世纪中叶被介绍到英国，经过约瑟夫·哈里斯、亚当，斯密的发展，在大卫·李嘉图那里最终成为认同社会分层的唯一术语。到了19世纪，“英国对‘阶级’的应用依赖于对18世纪社会分层理解的变化”，而“生产理论”(theories of production)的影响又使“class”一词前加上了若干形容词，如productive、unproductive、useful、higher、lower、middle、labouring、capitalist、landlord，这些改进的术语描述了每个“阶级”的价值和行为。(59) 雷蒙·威廉斯也探讨了“class”的词源、意涵，他认为在1770-1840年之间，“class”这个词取代了其他意指“社会分层”的旧名词，开始演变成具有现代意涵的词，且对于特别的阶层皆有相应的固定名词来称呼，例如lower class、middle class、upper class、working class等等。这一变化还与人们的认识有关：个人的社会流动与社会制度的改变，使“人们越来越相信‘社会地位’是建构的，而不全然是由继承而来的”。(60)威廉斯还特别考察了“middle classes”一词的起源与变迁，认为到19世纪40年代，“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已经成为普遍使用的词汇。(61)约翰·希德则认为，到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早期，“middling sort”逐渐转变为“middle class”。他还指出，“middle class”这个术语至少有两个问题：第一，这种三分式的划分不适合近代社会分层，因为它暗示上层阶级仍保持统治地位；第二，这个术语仅指相对地位，不像“working class”一词与经济作用或经济活动相关。希德建议，研究中产阶级的形成过程，要考虑各种关系，因为在他看来，“阶级不是一个集团在这方面或那方面的事情——如收入多少、职业类型、生活方式或其他”，而是“社会关系的总和”。(62)P.J.科菲尔德、S.沃利奇、雷蒙·威廉斯、J.希德等学者对18世纪至19世纪早期社会分层术语的研究，对了解时人如何看待“中产阶级”这一群体有重要的提示意义，虽然术语的变化相对于历史事实可能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但通过研究隐含在这些术语背后的特殊语言信息与社会文化价值，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至少到18世纪末期19世纪初期，当时的人已经将“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中产阶级的阶级认同是一个双向的发展过程，既包括时人对这一群体的看法，也包括这一群体对自己的看法，也就是说，“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是亲身体验）中得出结论，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产生了”。(63)威廉斯在指出时人对中产阶级这一群体看法变化的同时，也明确指出“中产阶级”“这个自觉意识浓厚的词是中产阶级本身所使用的词”，(64)它向我们表明中产阶级自我认同的重要性。中产阶级通过各种途径表达自我认同，表明自己已经成长为一个与众不同的阶层，如新的消费文化，即“接受某些服务和拥有某些商品”，这种物质文化背后有深刻的社会含义，不仅证明了内部的彼此认同，还向其他阶层“证明了他们的社会价值”，所以“有助于界定一个特征日益明显的集团”。(65)再如社会意识方面，科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及其周围的一批知识分子、工业家自视为社会发展的“清道夫”，表明了该阶层的一种自我认同。1785年，普里斯特利写道：“我们正好像将一包包火药放在谬误和迷信的老朽大厦之下，即使一粒火星都会燃起熊熊烈焰，迅速发生爆炸。其结果，那世世代代建筑起来的大厦就会顷刻倒坍，再也不能在其废墟上建立起类似的建筑来。”(66) 近代英国中产阶级的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是一个阶级成熟的两个方面。相比较而言，研究自我认同是一项更为困难的任务，正如约翰·斯梅尔所说，这个困难源自中产阶级历史编纂学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共同构成中产阶级认同感的一系列重要层面，如价值观、态度、行为方式和世界观等等，看来在18世纪的某个时刻已经形成。然而另一方面，在19世纪以前，要识别一种高度一致的、其社会经济经历可以导致一整套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产生的社会实体却又很困难”。(67)尽管如此，学者们仍多方搜求时人留下的零散资料，运用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在中产阶级认同研究中做出勇敢尝试和不懈努力，使中产阶级的形成时间趋于明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