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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代英国中产阶级的社会流动 社会流动尤其是垂直流动犹如社会的调节器，它使近代英国每个阶层的成员都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中产阶级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不例外。在这种垂直的社会流动中，中产阶级向上的流动对研究的意义更大，因为这种流动相对于向下的流动更容易改变社会结构。现存的资料表明，确有一些中产阶级，在积累一定财富后，通过教育、联姻、购买土地、从政、伪造家谱等途径试图进入贵族阶层。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购买土地从而跻身上流社会究竟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第二，“中产阶级向上看”是否意味着对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背弃？这些问题对于中产阶级形成过程中阶级认同的理解至关重要。对第一个问题，学者们的观点主要有两种。 一种观点认为购买土地的中产阶级为数较多，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努力改变自己卑微的出身，以跻身上层社会。如珀金认为，18世纪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推动力是竞争的激励，而这种竞争的目标就是比邻居赚得多、花得多，为此，他们尽其可能购买当时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多利益的土地，从而使自己或子女进入英国相对开放的土地精英的行列。J.H.普卢姆、尼尔·麦肯德里克、戴维·坎南丁、J.克拉克、彼得·博赛等持大致相同的看法，(68)而亨利·霍维茨对奥古斯都时期伦敦商人精英的研究也表明，商人后代通过购买土地或与贵族通婚进入土地阶层的现象的确达到了一定程度。(69)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产阶级购买或拥有土地的现象并不多，而且原因复杂。早在20世纪 50年代，赫克斯特在批判“中产阶级神话”的同时，就对中产阶级企图跻身土地阶层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在都铎王朝中产阶级兴起的过程中，富裕商人和工业家购买土地、土地家庭的衰落、贵族和富商的联姻——这一切都没有什么新奇的，中产阶级购买土地并不总是具有学者所赋予的特殊社会意义。(70)拉尔夫·戴维斯对18世纪一个农业和商业两栖家族——拉德克利夫家族的研究表明：一方面，商人的流动性、对资本流失的恐惧使富商们不愿采取贵族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即使采取贵族生活方式的商人也经常面临家庭其他成员的强烈反对。(71)L.斯通和J.F.斯通在研究中也惊奇地发现，很少有商业之家转向乡村，而且土地社会也远非传统认为的那么“开放”。(72)保尔·芒图以马修·博尔顿为例，阐明自己对中产阶级购买土地进入土地阶层的否定看法：博尔顿和一个乡绅的女儿兼女继承人结婚后，本可过着乡绅的生活，但他却执意于工业，用其钱财建造了一个模范工场。(73)彼得·厄尔根据复原的375名伦敦市民的样本精心制作了4个表格，分别说明：在中产阶级中，拥有大量土地的人并不多，大地产的获得并不是商业集团的全部消费热情所致；地产投资在所有投资中并不占主导地位，土地的拥有者通常年龄较老；虽然富人比穷人拥有更多的土地，但仍有五分之三的富人根本没有土地；富人拥有的土地绝大多数在城区或郊区，与伦敦人购买乡村土地并想成为土地贵族的传统观点几乎没有关系。简言之，厄尔认为购买土地成为土地贵族在中产阶级中并不多见，尤其是在18世纪之后，由于投资者有更多的机会，如投资合资公司股票、长期的政府公债等等，土地的回报不具吸引力，这种情况就更不多见了。(74) 对于中产阶级购买土地、跻身上层阶级的问题，尼古拉斯·罗杰斯、L.斯通、A.埃弗里特、R.G.威尔逊、H.J.哈巴卡克、R.C.艾伦、R.G.兰、R.格拉斯比、D.T.安德鲁、C.克莱等人在其论著中也都有所涉及。(75)他们基本上同意：首先，既应看到18世纪的英国仍然是农业社会，人们对土地的渴望依然存在，也应看到中产阶级购买土地不是近代英国社会的特殊现象，而且他们拥有土地的原因也有很多，如乡村习俗、土地继承、妻子的陪嫁地、家族中无人有能力或意愿继续从事商业而转向乡村等因素；其次，中产阶级升至权势阶层之路是非常崎岖的。18世纪英国的资本主义金钱关系并没有达到不受约束的地步，只有很少的商人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达到与贵族平起平坐的地位，上升到政治高层更是困难重重。 对于第二个问题，即“中产阶级向上看”问题，学者们的观点也大相径庭。中产阶级在形成自身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价值观。工业革命的两位主角杰德狄亚·斯特拉斯和阿克莱特就是企业家精神的生动体现，他们的奋斗历程体现了中产阶级的价值观：自信、富有创造力和进取精神、勤奋工作、追求利润、节俭等等。但在18世纪的英国，文化霸权仍然属于贵族，“贵族精神几乎成为英国的国粹，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76)“向上流社会看齐”是社会各阶层的价值取向，许多中产阶级也趋之若鹜。此外，当时社会弥漫着绅士观念，导致商业理想在社会文化中备受蔑视，商人的功过以绅士标准来评断，商业理想屈从于社会衡量尺度。(77)这种“中产阶级向上看”现象，是否意味着对自身价值观的背弃？是否意味着这个群体仍然缺乏社会认同，没有真正形成一个阶级呢？ 一种观点认为，英国中产阶级的中心目标是将其出身抛在身后，这意味着中产阶级成员根本不可能存在对自身身份的认同。贵族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和文化霸权连同绅士观念，确实让中产阶级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矛盾心态，约翰·斯梅尔为我们提供了例证：家具商霍尔一方面批判上流社会的特权与腐败；另一方面却流露出对绅士地位的渴望。(78)此外，类似的例证还包括中产阶级处处模仿贵族的行为举止和生活方式，特别是中产阶级妇女，她们模仿贵夫人，在私人领域里悠闲度日，这与事业成功所需的勤奋、谨慎格格不入。据此，有些学者认为追求贵族的生活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中产阶级的目标，经营工商业反而沦为手段。这种“目标与手段在无形中的倒置”(79)腐蚀了中产阶级的创造力与进取心，削弱了中产阶级的社会认同。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现实中，绝大多数中产阶级仍然坚持自己的价值观。笛福很早就提醒商人坚持做自己的生意，不要让文雅之梦毁了自己。(80)中产阶级最重要的特征是积极进取，而不是固守某一职业，中产阶级的投资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线索。在厄尔提供的375个样本中，有221个样本投资于信贷业务，占样本总数的58.9%；173个样本投资于租赁，占样本总数的53.9%。(81)在所有投资金额中，居于前两位的是信贷和证券，各占33.3%和24.4%。(82)随着中产阶级的日益成熟，他们更加坚持自信、勤奋的价值观，在社会中为自己找准位置，而不是在贵族身后亦步亦趋。在这个问题上，L.斯通、F.M.L.汤普森、(83)马丁·J.威纳等人的著作也从多方面进行了论述，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佐证。(8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