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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史学界，堪称誉满全球的最为著名的两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霍布斯鲍姆(1917-2012)撰有著名的“年代(Age)四部曲”，被视作“所有英语世界印刷的历史书中，最有力和连贯的”世界史杰作。(29)其中，1962年出版的《革命的年代：1789-1848》、1975年出版的《资本的年代：1848-1875》、1987年出版的《帝国的年代：1875-1914》构成了霍布斯鲍姆的“漫长的19世纪”(1789-1914)三部曲。第四部则是1994年出版的描述“短促的20世纪”的《极端的年代：1914-1991》。霍布斯鲍姆的“漫长的19世纪”和“短促的20世纪”，显然受到了布罗代尔“漫长的16世纪”的影响，其意在对19世纪的世界历史进行总体考察。年代系列的著述目的，就是“要了解和解释19世纪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了解和解释一个处于革命性转型过程中的世界，在过去的土壤上追溯我们现代的根源”。(30)霍布斯鲍姆用以组织19世纪的主题，“是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特有的资本主义的胜利和转型”。(31)他认为，1789年的世界是一个乡村世界，但是法国大革命和同期发生的(英国)工业革命，即双元革命，使得1789年后的世界发生巨大变革；许多非欧洲的国家和文明在18世纪后期仍然与欧洲国家保持平等地位，双元革命促使欧洲扩张霸权，同时也为非欧洲国家的反击提供了条件。(32)霍布斯鲍姆深谙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精髓，他虽然从纵向上把19世纪划分为三个时段，但是始终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而不是国别史、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等专门领域的集合，始终用理论来统领对同一个研究主题的分章叙述。 沃勒斯坦(1930-)于1974年出版了多卷本《现代世界体系》的第一卷《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该书的核心是讲述现代世界体系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起源与历史发展。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是一种社会体系，具有范围、结构、成员集团、规则与凝聚力，其内部冲突的各种力量构成整个体系的生命力；现代世界体系发端于西欧，并逐渐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最后覆盖全球；欧洲并不是当时唯一的世界经济体，不过只有欧洲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超越其他世界经济体；世界经济体在空间层面可以划分为半边缘、中心与边缘地区。沃勒斯坦也采用了源自布罗代尔的“漫长的16世纪”这一时间单位，说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形成于“延长的16世纪”(使用的是同一个单词long，中译本翻译不同)，即1450-1640年，并自那时以来从地域上向世界扩展。(33)《现代世界体系》第四卷出版于2011年，名为《中庸的自由主义的胜利：1789-1914》，从时段上看与霍布斯鲍姆的界定相同，同样要讲述“延长的19世纪”的历史，即中庸的自由主义“驯服”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在19世纪取得胜利的历史。他认为现代性开始于延长的19世纪，并延续到20世纪。(34)沃勒斯坦还提出了“延长的20世纪”(35)的时间单位，以便从联系和辩证的角度审视19世纪和20世纪的世界史。他指出：“我不采用多学科的方法来研究社会体系，而采用一体化学科的研究方法。”(36) 实际上，“漫长的16世纪”对应的是对近代早期全球状况的分析，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37)“漫长的19世纪”对应的则是欧洲由于工业化而与世界其他地区发生力量对比转变的时期，这两个时段的区分不仅意味着对资本主义不同历史阶段意义的判定，而且也是对近代以来复杂的全球演变的重新评估。这两个时间观念与中心区、半边缘、边缘地区等空间观念，在兴起于20世纪中期的西方全球史的研究与编撰中深受重视。很多学者从各自的学术背景出发做出相应的分析。(38)经典作家和布罗代尔、霍布斯鲍姆、沃勒斯坦等人的观点在其中被作为某种参照系反复讨论。还有学者将布罗代尔、霍布斯鲍姆、沃勒斯坦的作品也归入全球史之列。在西方众多全球史著作中，C.A.贝利200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和尤尔根·奥斯特哈梅尔2009年出版的《世界的转变：19世纪全球史》，就是两本探讨“漫长的19世纪”的单卷本名著。 C.A.贝利(1945-)这本《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开宗明义便提出研究的是“19世纪在国家、宗教、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生活方面全球一致性的起源”，认为各个社会之间外在表现的不同在增强，但这些不同越来越趋向于用相同的方式来表达，西方的统治有残酷的一面，但西方的优势只是部分和暂时的。(39)他认为现代化具有多样性的起源，并非简单地从欧美向其他地区传播。贝利受到了霍布斯鲍姆的年代四部曲的启发，但是不完全同意霍布斯鲍姆对唯物主义力量的强调。他提出，要把“横向史”(即联系史)与“纵向史”(即特殊制度与意识形态发展史)结合起来，“要说明任何世界史都需要设定政治组织、政治思想与经济活动之间更复杂的互动”，甚至提出“从最广的意义上说，历史的发展似乎由经济变化、意识形态构建和国家机制所构成的复杂的四边形的合力来决定”。(40)这些论述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直接的借鉴吸收。贝利的创见在于，他“把19世纪的世界作为一个网络重叠的全球复合体来描写，但同时要承认每个网络固有的实力差别”，所以他明确提出，自己“既反对西方例外论，又反对完全相对论”。(41) 尤尔根·奥斯特哈梅尔(1952-)的《世界的转变：19世纪全球史》(德文版2009年，英文版2014年)，书名中没有标注具体年限，正文中列有专章讨论分期和时间结构，内容则视行文需要追溯到1780年之前或延伸到当代，以便使19世纪的意义在更长的时间内显示出来。(42)两书的重点设置也有所差异，贝利特别感兴趣的主题包括民族主义、宗教、生活习惯，奥斯特哈梅尔更加关注迁移、经济、环境、国际政治和科学。(43)他把贝利的叙事方法描述为一种意在去中心的空间发散方法，研究者进入同时性的历史细节之中，寻找类比分析，搜寻出史实中隐藏的相互依存，相应地在年代学上会有意表现得开放和模糊；而且，专心于个体现象，并从全球视野中去审视这些现象。(44)他认为贝利这种横向的、由空间确定的历史编纂学与霍布斯鲍姆那种更加强调纵向的、时间性的历史编纂学之间的关系似乎显示出一种不可避免的模糊性，将两者融合起来的尝试没有获得完全的和谐，因此他怀疑用历史学家的认知工具能否在单一模式中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动态。(45)奥斯特哈梅尔倾向于贝利的方法，他认为自己走得更远，也可能比贝利更多一点以欧洲为中心，更明确地把19世纪看作“欧洲的世纪”。(46)对此他解释道：一位欧洲的(德国的)作者为欧洲的(德国的)读者写史这个事实，不可能不在文本中留下印记，尽管蕴含着全球的意图；而且，期待、先验知识和文化假设从来没有立场中立，这种相对性导致了认知的核心不能脱离历史事实中的中心/边缘结构。(47) 前述这些学者的史学实践与相互之间的影响，共同构成了西方世界史发展的重要成就，同时也标明了西方世界史发展的过程和脉络。例如，霍布斯鲍姆与布罗代尔私交颇笃，称布罗代尔是“一位和蔼可亲、纡尊降贵的师父，而这种角色正是我仰慕他和喜欢他之处”。(48)作为左派杂志《过去与现在》的主要奠基人，霍布斯鲍姆在创刊号中“开宗明义就感谢《年鉴》所带来的启发”。(49)他们的作品无疑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拓展了西方世界史研究的层次和范围，使人类生活复杂的众多面相获得了更加鲜明的立体呈现。如果说，相对于兰克以降的西方传统世界史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方世界史研究关于人类历史的一种更加整体化和综合化的编撰视角已经得以确立，那么很显然，其发展本身一方面有赖于多位历史学家的专业努力，另一方面也佐证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这个框架的内在包容性与理论解释力。 如何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历史的进程，如何恰当地处理人类的时间发展和空间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至今仍然是历史编纂学中的核心问题。对西方学者而言，在历史写作中，如何能够不用欧洲中心的方法而更好地考察“现代世界”，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50)前述学者实际上都在努力将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结合起来考察，只是在史学实践中各自有所侧重。我们也可以看出，出于立场和背景的不同，西方学者的相应观点存在着矛盾、冲突之处。从时间纵向来看，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都曾在军中效力，布洛赫二战时参加法国抵抗运动而罹难；布罗代尔、霍布斯鲍姆二战时也都曾在军中服役，布罗代尔还曾经沦为德军战俘。这些亲身经历与切实感受到的时代形势变化，对历史学家的宏观视野与理论、方法论构建的影响绝不可低估。二战后成长起来的史学研究者，与前辈相比，关注点与着重点显然已经有所不同，尤其是对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给人类社会造成的沉重历史代价再无切肤之痛。例如，奥斯特哈梅尔便认为：霍布斯鲍姆的关于双重革命的似是而非的论点，不再是可持续的。(51)他还认为，沃勒斯坦实际上描述了“西方的兴起”。(52)这些情况既表明了时代的转换，也说明了学术研究的复杂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