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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的全球时代，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出发，借鉴吸收前述中西方世界史研究与编撰的理论、方法论成果，笔者以为，在世界史编撰过程中，可以考虑构建双主线、多支线的世界史编撰线索体系，以便更深入地从历史发展动力的角度来探讨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的关系问题。 双主线是指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主线与横向发展主线，也就是“生产”(production)主线和“交往”(communication)主线。在当代的中文语境中，生产一词指的是人们使用工具来创造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生产方式是指人们取得物质资料的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生产力是指人类在生产过程中把自然物改造成适合自己需要的物质资料的力量，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53)交往一词在中文里意为“互相来往”。(54)在西文里，交往源自于拉丁语中的单词“分享”(communis)，还具有交流、交通、交换、联络、传播等含义。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框架中，交往的德文对应词是Vetkehr，包含着一切社会关系，包括单个人、社会团体以及国家之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55)对于世界史编撰而言，生产意味着人类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和在此基础上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即历史的纵向发展过程；交往意味着人类社会“怎样由原始的、闭塞的、各个分散的人群集体的历史，发展为彼此密切联系的形成一个全局的世界历史”，即历史的横向发展过程。(56)生产与交往两条主线纵横互相支撑，说明了“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57)所谓支线，就是那些构成或依附于主线的具体的、不同层面的、不同领域的细节线索。正如经典作家指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例如，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的分工会更细化，城乡人口的不同分配会导致生产发生变动，消费的需要也决定着生产，“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58)为了认识和把握这些具体的要素，“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分别加以研究”。(59)对各种支线的把握越是准确全面，越是能加深对生产与交往双主线的理解。世界历史的演进就是在生产与交往两条主线、以及包括跨文化贸易、环境变化、物种传播、疾病传染、移民、战争、殖民主义扩张、帝国主义侵略、宗教传播、文化交流等在内的各种支线的交互作用中进行的。双主线与多支线共同构成了世界历史演变的动力体系，是历史发展合力的具体表现。 在生产与交往双主线中，生产，尤其是人类的物质生产，是更加具有决定性的历史发展动力。正如恩格斯在1875年指出的：人类社会和动物界的本质区别在于，动物最多是采集，而人则从事生产；1890年恩格斯指出：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60)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它们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产物。(61)从世界范围来看，不仅“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62)而且“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63)不过，“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64)“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东西”。(65)也就是说，生产和交往虽然互为前提，但是生产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双主线与人类时空演化的对应关系在总体上表现为：生产的发展与时间延续同向，交往的扩大与空间扩展同向。生产在特定时间点上，可能会在某一个或某几个空间位置上表现出超越其他空间位置上的先进性。从古至今，人类历史在每个大时代都表现出领导时代发展潮流的力量中心，这些力量中心的存在揭示出世界历史与人类文明演进的多中心本质。多中心的世界历史本身，说明世界史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而言整体的历史。在生产与交往双主线的坐标系中，不同的国家、地区或文明都构成历史发展的支点，这些支点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整体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所谓的“欧洲独特性”如果存在，那么它是世界历史中的众多独特性之一，正如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组织中的晚近阶段之一、状态之一。事实上，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都意味着世界历史演进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框架中，“关于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形态是‘递进的’陈述并不意味着任何简单的、线性的历史观，也不意味着那种认为一切历史都是进步的简单观点。它仅仅是说，其中的每一种制度在关键的方面进一步摆脱了人类的原始状态”。(66)资本主义是人类的历史成就之一、同时也是造成当今世界整体发展严重失衡的主要根源；但其本身至今还在演变之中，并非历史的终点。只要人类继续存在，人的生产与交往都将继续发展，世界历史作为人的能动的生活过程也将继续演化。从这个角度而言，西方学界的“欧洲中心论”与“历史终结论”自身所暗含的本体论缺陷是清晰可见的。 在人类交往不断扩大的基础上，生产的纵向发展(在时间中的发展)便同横向扩展(在空间中的发展)日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形成活跃的、时空一体的人类历史画面。这也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每一代人都是在前一代人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生产和交往方式，并根据自身需要的改变而改变社会制度。这一点有利于破解世界通史特别是世界现代史编撰中包括所谓西方与非西方“挑战与应战”、“冲击与反应”在内的各种认识论谜题。正如霍布斯鲍姆所指出：“价值和机制的扩散，很少是由突然性的外来压力所造成，除非当地早已存在可以接受这些价值机制或可以接受它们引入的条件”，“历史很少有快捷方式”。(67)从根本上看，文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源于外部的刺激自然是一种导致文明变革的动力，源于内部的活力与热情也同样不可轻视。如果内部的自我调节不力，文明将面临覆灭；但如果内部的调节能力达到足够的程度，文明将演化至新的阶段，而是否达到足够的程度，可以从生产与交往双主线来定位和判断。这种状况绝非“挑战与应战”或“冲击与反应”可以简单涵盖的，片面强调外部刺激的重要性显然有失偏颇，所以，将内外因素综合起来考量更为妥当。 在生产与交往双主线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人本身从地域性的封闭条件下的个人向自由发展的个人的转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具有狭隘本性的资本，为了利益最大化而“力求全面地发展生产力”，“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这种趋势是资本所具有的，但同时又是同资本这种狭隘的生产形式相矛盾的，因而把资本推向解体，……同时意味着，资本不过表现为过渡点”。(68)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所有制”。(69)这样，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推演，其内在的逻辑结论就是：世界历史的下一个发展阶段将是共产主义，也就是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实现之时。 对于西方资产阶级主流社会而言，马克思的上述思想意味着巨大的政治动员力量。所以，一些西方学者在借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划定其与这一理论的界限，甚至在某些方面停步不前。这一点即使在以破除“欧洲中心论”、重新书写世界历史为宗旨的全球史中也有所表现。西方全球史在方法论上形成了研究不同人群接触后发生的多种交往即跨文化互动的基本路径，积极挖掘各种物质交往现象的意义，努力展现出历史的传承与变化。但是，西方全球史也基本上止步于对跨文化互动现象的横向归纳与分析，回避纵向的或因果必然性上的探讨。而且，还存在着将全球史的内涵缩小的观点。例如，奥斯特哈梅尔曾经指出，应当区分“世界史”和“全球史”两个概念，将之视作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世界史是各个文明的历史，特别是各个文明的对照及其内部动力的历史；全球史是这些文明之间的联系与互动的历史；可以把全球史视作跨越民族历史的一种“对角线”探究，和从权力政治与经济之外的某些视角去分析民族、国家与文明之间关系的一种尝试。(70)这种观点体现出德国全球史学者重视跨地区研究的倾向，但是，倘若把世界史和全球史做如此拆分，明显是一种认识上的收缩或者退化。人作为世界历史演化的主体，对其生产与交往应当而且必须给予辩证、统一的考察。 正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思想的普遍性并非在于传统意义上的跨学科性，而是力图对所有学科进行整合；在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们按照人的总体性思考了人，但他是第一个把世界作为政治、经济、科学和哲学的整体来理解的人。(71)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正是这种思想普遍性的结晶。时间的长河滚滚而行，置身于其中的史学研究者，努力克服认识上的局限，努力触摸历史的真实，这显然是人类一种执着的本性。全球化时代对世界史具有迫切的需求，在各种探索的可能之中，双主线、多支线的世界史编撰线索体系是一种可以为之努力的方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