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西部教会因为教义纷争而持续了三十多年的阿卡西乌分裂在519年结束。(28)一些研究者推测，东西部教会的重新合一被东哥特政权统治看成一种严重威胁。这次和解是由新即位不久的皇帝查士丁和他的外甥查士丁尼所极力促成的，宗教上的再度合一暗示政治上再度统一的可能性。(29)确实，在510年以后，东部的朝廷、东、西部教会以及包括波爱修斯在内的一些西部的元老贵族都在互相联络以谋求阿卡西乌分裂的和解。现代的波爱修斯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波爱修斯在510年到520年左右所撰写的5篇神学论文中，他试图维护西部公教会所支持的卡尔西顿派正统教义，他所探讨的问题可能与阿卡西乌分裂期间东西部教会之间在教义上的争议有关。(30) 然而，这些论文实际上并不能证明波爱修斯站在了公教的立场上反对阿里乌派的东哥特政权，因为波爱修斯在他的这些神学论文中并没有直接提到对阿里乌派信仰的批评。更重要的是，与现代研究者所设想的宗教冲突的局势不同，当时留存的一些教会书信表明，西部元老贵族和东部朝廷在谋求东、西部教会和解的过程中并没有刻意回避东哥特政权。东哥特统治者狄奥德里克实际上也参与促成西部教会与东部教会的和解。阿纳斯塔修斯皇帝在516年写给罗马元老院的信中不仅希望西部的元老阶层能够支持东、西部教会的和解，还希望元老院能够促使“最光荣的王”(gloriosissimuum regem)和“最神圣的罗马城的教宗”(beatissimum papam almae urbis Romae)也支持和解。(31)而在回复阿纳斯塔修斯的信件中，元老院告诉阿纳斯塔修斯皇帝“我们的君主，不可战胜的王，您的孩子狄奥德里克”(dominus noster invictissimus rex Theodericus filii vestri)将会遵从皇帝的命令将这一问题请示教宗。(32)不久之后，阿纳斯塔修斯皇帝驾崩，查士丁皇帝在518年即位后继续支持东、西部教会的和解。519年左右，东部朝廷的特使格拉图斯来到西部与教宗何尔米斯达商讨东、西部教会和解的事宜。当时已经成为查士丁皇帝副手的查士丁尼也同样参与了此事。查士丁尼在写给何尔米斯达的信中希望教宗将这次使节的拜访“告诉不可战胜的狄奥德里克王”(invictissimus rex Theodericus)(33)。此外，教宗何尔米斯达在与东部朝廷商议教会和解的事务时也曾经多次听取了狄奥德里克的意见。(34)519年前后，教宗何尔米斯达在征询了狄奥德里克的意见之后派出使团前往东部，最终完成了与东部教会的和解，结束了阿卡西乌分裂。(35) 东哥特政权一直参与到东、西部教会和解的事务。西部的元老阶层、东部朝廷和东西部的教会并没有因为东哥特政权理论上的阿里乌派立场而刻意回避，也没有证据表明东哥特政权因为本身的宗教立场而对东、西部教会的和解怀有疑虑。根据《瓦勒西阿努斯匿名著作》的说法，波爱修斯遭到监禁后，东哥特统治者狄奥德里克强迫教宗约翰出使东部为阿里乌派说情，而约翰归来后遭到了狄奥德里克的监禁，不久便去世了。有些研究者遵循《瓦勒西阿努斯匿名著作》的论述结构，将波爱修斯事件和教宗约翰出使东部为阿里乌派说情联系起来。(36) 然而，首先从时间上看，波爱修斯事件发生在523年到524年之间，而教宗约翰的事件发生在525年末或526年初，并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这两起事件之间有关联。(37)即使在《瓦勒西阿努斯匿名著作》的论述中，促使波爱修斯倒台的也并非宗教原因。其次，约翰去世后继任的教宗菲利克斯四世仍然是狄奥德里克推选的，他的当选也获得了罗马元老院的同意。在狄奥德里克的继任者阿塔拉里克给罗马元老院的书信中写道：“尽管信仰不同，但选举这样的一位教宗显然不会让任何尊贵的人们失望，所以你们应该感激，他(狄奥德里克)特别渴望所有的教会都能够繁荣，并且拥有优秀的神职人员。”(38)此外，波爱修斯在《哲学的慰藉》中并没有提到他的遭遇与当时的教义冲突有何联系，身陷囹圄的波爱修斯甚至没有表现出明确的基督教立场，以致波爱修斯本人的基督徒身份也往往引起研究者的质疑。(39) 当然，对于4世纪以来的基督教罗马帝国来说，宗教问题和政治问题密不可分。无论公教与阿里乌派之间潜在的宗教矛盾是否激化，西部元老阶层作为信奉公教的罗马人，在政治上似乎理应更加倾向于支持公教的东部朝廷。实际上，在波爱修斯事件发生之后，东哥特政权和东部朝廷之间仍然维持着较好的外交关系。在东哥特统治者看来，他们统治的是罗马帝国的继续，并不是一个蛮族王国。东哥特政权的建立者狄奥德里克(Theoderic)本人曾经是罗马帝国的执政官，按照东部历史学家普罗柯比的看法，狄奥德里克“虽然名义上是一位篡位者，但是实际上是一位真正的皇帝”(40)。而西部的一些元老将他看成“又一位图拉真皇帝或瓦伦提尼安皇帝”(41)。狄奥德里克在位期间也一直将自己看成一位罗马传统的维护者，以罗马帝国的名义统治着西部。(42) 普罗柯比在《哥特战争》提到，波爱修斯被处决是由于“叛乱”(43)。然而，普罗柯比并未提到这次“叛乱”与东部有何政治关联，也很难将其与宗教冲突联系起来。普罗柯比随后还记载了狄奥德里克向他的侍医赫尔皮迪乌斯忏悔处决波爱修斯和叙马库斯的行为，而这位赫尔皮迪乌斯正是一位公教的助祭。(44)在普罗柯比这里，狄奥德里克因为对自己处决了波爱修斯和叙马库斯的行为伤心过度而去世。普罗柯比告诉我们，狄奥德里克的去世引起了臣民们莫大的哀痛。(45) 普罗柯比还记载了哥特战争中一件与波爱修斯有关的事件。546年，哥特人围困罗马城期间，波爱修斯的妻子路斯提奇亚娜仍然留在罗马城中。当罗马城再度被托提拉的军队占领后，哥特士兵们试图谋害她，理由是此前她曾经摧毁狄奥德里克的雕像，以此来为她的父亲叙马库斯和丈夫波爱修斯报仇。不过，此时进入罗马城的托提拉保护了路斯提奇亚娜和其他元老阶层的妇女们，他还对仍然留在罗马城中的元老们进行了演说。在演说中，他谴责元老们忘记了狄奥德里克和阿塔拉里克的恩德，并且质问元老们“是否在哥特人这里受过伤害，而查士丁尼又对他们干过什么好事？”(46)从普罗柯比的这一记载中可以看到，即使是在罗马人和哥特人爆发战争的背景下，并且在路斯提奇亚娜为她的父亲和丈夫报复狄奥德里克的故事中，普罗柯比也没有提及波爱修斯和叙马库斯之前所遭受的不幸和东部罗马帝国的朝廷有任何关联。最后反而是东哥特人的领袖托提拉救助了她，并谴责了西部元老贵族的忘恩负义。如果在哥特战争爆发的十多年前，的确曾经有一些诸如波爱修斯这样的元老出于政治目的暗中联系过东部的话，站在东部立场上的普罗柯比不大可能对此只字不提。 因此，从当时的各种记载来看，试图将波爱修斯之死事件与近十年之后的哥特战争联系在一起的观点并没有切实的证据。这种观点一方面是基于一种传统的假设：即认为当时东哥特政权内部存在着“罗马人与蛮族”“公教和阿里乌派”的严重对立，而且还认为当时的罗马元老贵族中存在着一群渴望“复国”的“爱国主义者”。这种假设试图从民族、教派、国家等方面的矛盾来解释波爱修斯之死，本质上是将一些现代人的政治和宗教观念移入波爱修斯所处的时代。另一方面，《瓦勒西阿努斯匿名著作》带有鲜明立场的论述也影响到了研究者的判断。需要注意的是，《瓦勒西阿努斯匿名著作》本身有特殊的创作背景。《瓦勒西阿努斯匿名著作》写于6世纪50年代的拉文纳，其写作的时代不仅在哥特战争胜利结束之际，也在查士丁尼试图统一东、西部教会、强化卡尔西顿派正统教义期间。553年召开的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与554年为了处理意大利战后事务所颁布的《国事诏书》正是这两大事件的标志，《瓦勒西阿努斯匿名著作》的论述对东哥特政权的态度与东部朝廷的政治和宗教立场十分一致。在《瓦勒西阿努斯匿名著作》中，东部的皇帝查士丁虔诚的公教徒形象与支持阿里乌派的狄奥德里克形成了对比。《瓦勒西阿努斯匿名著作》还提及了狄奥德里克不识字的逸闻，而普罗柯比在《秘史》中存在着几乎同样的内容，但描述的对象则是查士丁尼。因此，在这一时间段上写作的《瓦勒西阿努斯匿名著作》所体现的是哥特战争后东部官方立场上对东哥特政权的论述，没有完全揭示出波爱修斯事件发生时的真实情况。(47) 我们已经看到，波爱修斯所处的时代背景中并不存在如此简单而直接的政治或者宗教对立。因此，“波爱修斯事件”很可能与这一时期的政治或宗教矛盾无关。要更加清晰地了解“波爱修斯事件”，我们需要将视角进一步地缩小到当时波爱修斯本人所处的环境中，而《哲学的慰藉》给我们提供了进一步揭示波爱修斯之死的重要线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