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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波爱修斯本人并没有为元老院“谋反”进行正当辩护。波爱修斯在事发之前就曾经当面告诉狄奥德里克，那些指控元老院“谋反”的证据是假的。(73)而在他被囚禁期间所写的《哲学的慰藉》中，波爱修斯也仍然认为诬告他“谋反”的证据都是伪造的。(74)虽然波爱修斯提到了元老院被指控谋反，但他并未明确提及他本人是否也受到同样的指控。波爱修斯唯一明确提及的一项对其本人的指控是“通过渎神的行为来谋求高位”(ob ambitum dignitatis sacrilegio)(75)。在罗马帝国晚期的法律中，“渎神”(sacrilegium)罪行往往和“谋反”有着密切的关联。在4世纪到6世纪的罗马法律文献中，罗马统治者对“渎神罪”十分重视，其处罚也非常严厉。(76)根据《学说汇纂》中的说法，渎神罪与谋反罪是十分相似的，(77)因此波爱修斯对哲学、数学和天文学的兴趣很容易让人与这一罪行联系起来。(78) 实际上，这一时期的一些历史著述中流传着一种观点，认为罗马元老院才是5世纪以后罗马帝国西部内乱和衰亡的罪魁祸首。在东哥特政权建立之前的半个世纪中，发动政变、谋害罗马统治者的“谋反”行为经常与罗马元老院联系在一起。455年以后西部的第一位皇帝佩特罗尼乌斯·马克西姆斯就是元老院的领袖，(79)东部罗马帝国的历史学家马尔凯利努斯认为，佩特罗尼乌斯谋害瓦伦提尼安三世是罗马帝国西部衰亡的重要标志。(80)按照都尔主教格列高利的说法，阿维图斯皇帝也死于元老院之手。(81)在另一位东部作家马尔库斯的著作中，当476年奥多阿克在废黜奥古斯都路斯之后，派遣罗马元老院的使节前往东部时，芝诺皇帝将元老院看成赶走奈波斯皇帝、谋害安特米乌斯皇帝的主要责任者。(82)在波爱修斯事件爆发前，狄奥德里克已经年逾七旬，由于他的女婿欧塔里克的去世，他唯一的继承者是尚且年幼的阿塔拉里克。因此，元老院中有人试图发动内部政变很可能会引起统治者的警觉。而当波爱修斯这样政治地位颇高的显要人物出面维护他的同僚时，他本人也自然很容易受到怀疑。作为被牵涉谋反事件中重要人物，他被指控“通过渎神的行为来谋求高位”也是合乎情理的。这样也就符合了普罗柯比的说法，波爱修斯试图发动一场“叛乱”。从当时的情况上来看，这场叛乱不太可能与东部朝廷有直接的关联，而更可能是指元老院中有人试图发动内部政变，推翻现有的东哥特政权取而代之，并且同时可能也暗中联络东部皇帝。 尽管波爱修斯被指控“谋求高位”，但是从波爱修斯本人言论中，似乎并没有“谋求高位”的打算。波爱修斯对自己的政治身份有着明确的定位，这点从他对东哥特统治者狄奥德里克的看法上可以体现出来。在《哲学的慰藉》中，波爱修斯与哲学女士探讨的一个问题是遵从哲学教导的人们如何面对暴君的恶意。波爱修斯列举了罗马历史上一些暴君的不义之举，也相应地列举了一些受到迫害的有德之士，这样的对比自然是在影射波爱修斯和狄奥德里克之间的关系。 波爱修斯认为，他热爱智慧，投身哲学研究，并且作为政务总管尽心尽力地为东哥特政权效力，希望用自己丰富的学识来教化罗马人民。然而，正如尼禄迫使他的导师塞涅卡自杀、卡拉卡拉杀害了他的导师帕皮尼安一样，昏庸的统治者听信了政敌们的诽谤，而使波爱修斯本人遭到了不幸。(83)因此，在波爱修斯看来，狄奥德里克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统治者，他既没有学习智慧，也没有将国家交给像波爱修斯这样致力于学习智慧的人，而是把国家交给了一些恶人。波爱修斯所挑选的这些例子都是和他本人的遭遇类似的事件，塞涅卡、卡尼乌斯和帕皮尼安都因为被统治者怀疑密谋参与政变而被害。然而，这些例子都是罗马帝国内部的事件。波爱修斯并没有提到任何罗马人抵抗外邦人或者蛮族的历史典故，既没有将他的遭遇归之于蛮族对罗马人的迫害，也不曾哀叹“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作为一位传统的罗马贵族，波爱修斯为教化罗马人民曾经拟定了宏大的计划。他曾经计划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所有著作都翻译成为拉丁语，试图将古代希腊的智慧重新介绍给他这个时代的罗马人。(84)而在五个多世纪之前，西塞罗曾经做过类似的工作。西塞罗在《论预言》(De Divinationes)中回顾了此前完成的一系列哲学性著作，同时表明了研究哲学的目的： 我已经提到了迄今为止我所写的哲学著作，我如此迫切地渴望着要完成同一系列著作中余下的部分。如果没有严重情况的干扰，那么没有哪个哲学领域将会是我不曾涉及过的，也没有哪个哲学的领域会是拉丁语的光辉不曾照耀过的。……当然，我不能够保证，甚至也不能期望他们都前来学习哲学。但愿能够有一些人会这么做，即使只有少数人的话，他们的行为也能够对国家产生较大的影响。……此外，在哲学研究方面能够独立于希腊作家，这也有益于罗马人的名声和荣耀。(85) 西塞罗热衷于希腊哲学，但是，他研究希腊哲学的动机中也包含着对罗马文化和罗马国家的关怀。与西塞罗一样，波爱修斯的学术研究也与他的政治关怀有着密切的联系，波爱修斯自己的论述和西塞罗的论述是遥相呼应的： 虽然执政官的职责使我没有足够的时间能够全身心地投入研究中，但是，将我曾经夜以继日钻研过的学问教导给公民们也同样有益于国家。先人们的德性已经将其他城邦的统治(dominatio)和他们的治权(imperium)转交给了这一个国家(res publica)，因此，如果我继续这未竟的事业，用希腊人的智慧调和我们公民们的习俗，我们的公民们应该也不会责难我。这项工作对于执政官本身的职责来说也并非不必要的，因为罗马人的方式是：总是能够通过仿效任何地方任何民族的那些优秀的、值得赞叹的事物来获得越来越伟大的荣耀。(86) 波爱修斯在510年担任执政官期间写下了上述的言论。虽然他和西塞罗之间相隔了五个多世纪，作为罗马人，他们的思想却高度一致。波爱修斯和西塞罗都热衷于研究希腊哲学，但是这并不仅仅出于对古希腊的智慧或者古希腊文化的兴趣。波爱修斯和西塞罗一样都有自己作为罗马人的立场，作为罗马政治家，他与西塞罗一样关心着如何用自己的学识来继续发展罗马这个国家，并且让罗马获得更多的荣耀。即使波爱修斯时代的罗马已经不如西塞罗时代的那样强盛，但是，对波爱修斯来说，他所为之服务的无疑仍是罗马帝国。至少在波爱修斯本人看来，他并不是罗马帝国的殉道者，而是罗马帝国政治斗争中的又一位不幸的牺牲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