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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葵骨与葵骨扫把。葵骨是中国内地传统出口商品，主销港澳作为制造扫把的原料，远销欧美等地。新中国成立前整个香港市场为我独占。日本侵华期间，葵树被火烧，葵骨生产下降。新中国成立后虽经大力援助，但因葵树生长需时甚久，一时未能提高产量。1951—1953年，香港因我国来货少发生脱销现象，港商转而经营印度葵骨。结果，我货被挤出香港市场，整个市场为印度货所代替。1955年我货出产较为正常，并恢复出口香港。到1956年，我国把葵骨做成扫把出口，印度葵骨逐步被我挤出香港市场，由我货代替。至于葵骨扫把，在1956年广州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上，我方与香港隆发号签订大笔成交合同。由此，我货销量逐年增长，港商纷纷改营国货。市场矛盾表现为：一是印度葵骨过去占了我在港市场，现我重新占回，将印度葵骨挤出；二是香港厂家因改业经营国货须解雇工人，可能引起这部分工人对我不满；三是香港的家庭式生产者，因我不出下货，影响其生产原料供应而对我不满，扬言继续经营印度葵骨扫把与我在星马(新加坡、马来西亚)竞销。调研材料提出的经营意见是：从历史资料来看，葵骨及葵骨扫把均属我国传统商品，“不能退出国外市场”，但准备“暂时不予独占”，具体对策如下：为缓解国外市场矛盾并照顾内销，拟将1959年计划出口160万压缩为100万把；将压缩的葵骨扫把改为内销；采取以少出多收的方针。拟自1959年起逐步提高出口价，并停止出口竹柄。 3.纸箔。内地纸箔主销港澳及星马地区。抗战爆发前，国外市场几为我国独占，广东潮州的庵埠及顺德的陈村为著名产区，从业工人达2万人以上。抗战时期因广州、汕头相继失陷，生产者逐步流往港澳设厂生产，星马地区也纷纷自行生产。日寇投降后，国内生产没有恢复。新中国成立后，广州纸箔直到1955年下半年才大量出口。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已基本占领80％以上的国外市场。内地恢复出口纸箔后，港澳、星马各地厂家纷纷停业。据不完全统计，仅港澳地区1956年停业者就达100家，2000多工人被解雇(约有200人回国生产)；原来从事纸箔生产的厂商，多数转而经销我国出口成品，少数转营他业。今后经营意见：纸箔属中断后恢复出口商品，这不仅可使潮汕及陈村、江门各地原来纸箔手工业逐步恢复生产，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繁荣；同时，过去港澳各地生产纸箔主要原料土纸几乎全部由内地供应，大陆恢复出口后可以变原料为成品，以增加外汇收入。调研材料建议：1959年仍应保持1958年的水平。 4.红砖。红砖分为手制、机制二种。新中国成立前，东莞、番禺两地手制砖大量销港；机制砖则由香港青山砖厂供应港澳并转销婆罗洲(该厂因规模宏大、品质上乘，有“远东砖王”之称)。在1955年华南物资交流会上，湖南与香港商行成交了数百万块机制砖；1956年改由广东出口后逐年发展，到1957年占领整个市场。我红砖出口发展快速的主要原因是：香港建筑业兴盛，市场容量增加，而香港红砖生产赶不上。我手制砖品质上乘，远胜于港制品；机制砖品质虽略逊于港制品，但价格便宜。我红砖供应正常，且量大而集中，适宜大型建筑要求。故香港红砖市场为我货所控制。市场矛盾问题：(1)机制砖。香港青山、建生两大砖厂商(英商投资)，已因亏损过大歇业(两厂有800多人转业)，红砖市场几为我独占(除两个华商投资小厂外)；(2)手制砖，香港土窑(华侨投资)砖厂40％以上停业。今后经营意见：我红砖出口虽然在香港市场上有矛盾，但被我挤出的两户大厂是属于英商资本，且其歇业尚另有原因(主要是地价高所致)；至于手制砖，目前未有挤迫土窑致歇业现象，且香港确因生产赶不上，我不应退让。 其他出口商品，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我们已恢复全部或部分传统市场，尽管引起了市场矛盾，但我们仍应巩固市场优势。这类商品，调研报告列举了两种：(1)棉烛芯。新中国成立前全由内地出口供港澳两地，我国南海的烛芯驰名国外。新中国成立后，内地出口一度中断，港澳地区乘机发展生产。1956年我开始恢复出口236吨，1957年出口405吨，1958年增至550吨，已全部占领港澳市场，港澳原有7家厂商(港5家、澳2家)已全部停止，工人约有200人被解雇。棉烛芯原为我出口商品，我中断后港澳才利用我出口原料加工，因此我改出成品影响不大。所以我们不应退让。(2)粗神香。过去全部由我出口，后因故中断。1955年，大陆恢复粗香出口。估计1959年可达75％。港澳生产粗神香工人7000多人，我占领全部市场后其将被解雇。目前已受威胁的是小生产者，部分已歇业或转业。我压缩原料改成品出口，符合我国外贸政策。而且，国内有1000多工人也必须维持就业。 第二类，我们恢复或开拓市场，但所占市场份额还不大，市场矛盾也比较小，故应视国内货源大力发展出口。调研报告列举了炮竹、蚊香、挂瓦、扣胚和纽扣四类商品，均属此类。(22) 三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在港澳市场的争夺战进展顺利，成效明显。内地商品长期占据香港进口市场排行榜榜首，所占香港进口市场比重，除1951年为17.7％外，其余均在20％—24％之间；1958年，这一比重达到了30.4％的历史纪录。我们在港澳市场争夺战中主要采取经济手段，即增加货源、降价竞销，辅之以统战工作和爱国主义教育。市场斗争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并不浓，具有行业性和地域性特点，主要是外贸部门的业务，仅涉及邻近港澳的中南各省区。中国在港澳的市场优势易于保持，主要是香港进口商品结构与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差异不大。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香港出口增速年均仅5.72％。(23) 我国内地巩固、恢复和扩大在港澳地区的市场优势，主要针对外国来货，但同时难免也波及港澳本地产品。我国政府在出台政策措施时，既注意照顾港澳工人就业，也考虑国内就业的需要。对于一些过激做法，特别是“大跃进”运动时期的进取性政策，也作出适当调整。比如，1959年初，外贸系统检查过去对港澳出口“不对的做法”，就包括“对蔬菜、梅菜、酒饼和炮竹的出口是曾排挤了港澳的农民和一些的小厂商”(24)。1959年水海产对港澳出口座谈会强调：贯彻中央对港澳出口的方针政策，正常供应港澳市场的需要，恢复和巩固我优势地位，“同时不挤当地渔民”。(2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