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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我国在港澳地区进行的贸易战，主要是恢复固有的传统市场，包括从港澳和东南亚厂商手中收复市场。这种恢复，不仅仅针对20世纪50年代初西方国家对华封锁、禁运后市场优势的削弱，也是对抗战期间战乱破坏的恢复和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挤占了中国传统出口市场的香港、澳门地区(乃至新加坡、马来西亚)厂家，多数是抗战期间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从内地迁来。其从业工人、技术人员和原材料、资金等都来自内地，并无竞争优势。中国恢复这部分市场，导致港澳地区相关厂家关闭，引起的矛盾和问题不大。我国内地挤占港澳生产厂家，仍经香港转口，不过是由出原料改出成品，港澳厂家可转而经营同类商品的进出口业务。 由于内地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港澳各界心向祖国，愿意与内地保持经济联系。例如1958年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前，我与港商四联行签订1959年合约后，该行自愿牺牲订金5000港元不再代理印度葵骨，全力推销祖国产品；该行的义引、联福两户大厂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地区有很好信誉)自愿停止生产印度葵骨扫把。中国内地商品影响香港的多系资源型产业、技术含量低产品，符合香港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趋势。或者可以说，中国恢复港澳地区市场，可以视为港澳产业向内地转移的一种特殊形态。港英当局对于我国恢复港澳市场，也持默许态度。 这一时期，对港澳华(侨)商的团结利用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例如，对商人的领导问题。港澳华商组织起来进行集体经营，形成“集体垄断”局面，这对广泛团结、利用港澳华商，扩大我商品市场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他们也可能以集体垄断来对付我们。不过，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因为我们运用有利的条件和掌握商人的特点，来加强领导，把这一集体力量引导到统一对外方面去。我们的有利条件与经验是：第一，货源在我手中，加以港澳同胞和东南亚广大侨胞喜爱或习惯使用祖国产品，使我商品具有一定的销售市场。商人无货就不能作买卖、赚钱。第二，通过为我掌握的代表人物进行领导。第三，通过驻港澳机构掌握情况、指导经营，并进行监督。第四，使商人有合理而稳定的利润可得。(26) 新中国在港澳地区打响的市场争夺战具有多方面意义。就经济层面论，这是我国出口创汇的一个重要方面。对香港出口(包括经香港转口)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占很大比重。在政治上，确保对港澳市场供应有利于加强祖国内地与港澳地区的紧密联系，增加我国在港澳地区的影响力，维护香港、澳门的繁荣稳定。同时，对广大港澳同胞加强对祖国的认同感以及后来我国恢复对港澳行使主权也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80页。 ②参见沈觉人主编《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上册，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463页。 ③中南行政委员会对外贸易局华南分局：《关于进一步扩大对港澳出口及经港澳转口东南亚工作报告》(1954年9月29日)，广东省档案馆：302—1—24。 ④参见外贸部驻广州特派员：《1959年上半年对港澳东南亚出口工作初步总结》，广东省档案馆：302—1—101。 ⑤参见《华南财委关于成立对外贸易联合办事处的决定》，广东省档案馆：206—1—3—48。 ⑥参见《加强猪鬃管制掌握对美帝的斗争》(1951年3月17日)，湖北省档案馆：ZN17—2—899。 ⑦董志凯：《跻身国际市场的艰辛起步》，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年版，第55—5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