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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富强:中国共产党创建新中国前夜的执政准备(2)

http://www.newdu.com 2017-09-06 《中共党史研究》(京)20 申富强 参加讨论

    二、建立新的政权体系,形成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体制机制
    1948年5月,随着形势的发展,根据华北各大解放区已经基本连成一体的有利条件,中共中央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并,并要求“两区合并后,必须一切统一,一直统一到村,为将来中央的全部统一打下基础”。刘少奇强调:“两区合并后的方针是建设”,“战争、生产、土改、建政、人民法庭、人民代表会等等一套办法和经验,也要靠华北”。(16)1948年8月7日至19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华北解放区施政方针》和《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及《华北区村县人民政府组织条例(草案)》等文件,并统一了各项规章制度。其中,《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第二条规定:“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由本届华北临时代表大会及其后举行的华北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之。”“华北人民政府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三人,由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互选之。”(17)《华北区村县人民政府组织条例(草案)》规定:“村县人民代表大会为国家政权之村县机关”,“由当地全体村民共选之。”(18)可见,这些权力机构都是由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直接选举产生的。因此,当时董必武曾说:“它将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型”(19)。9月,华北人民政府在石家庄成立,并根据《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第七条规定设立了“民政部、教育部、财政部、工商部、农业部、公营企业部、交通部、卫生部、公安部、司法部、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华北水利委员会、华北人民法院、华北人民监察院、华北银行、秘书厅”(20)等政权机构。这些都为后来新中国中央政府基本架构的确定提供了参考。
    薄一波后来在《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一书中也提到:“中央交给华北人民政府的任务是:把华北解放区建设好,使之成为巩固的根据地,从人力、物力上大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摸索、积累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为全国解放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准备”(21)。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实际上也就是中共为“在全国掌握政权做好了准备”(22)。1949年3月,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1949年8月,东北人民政府在沈阳成立;另外,其他解放区也进一步整合扩大。这些解放区的人民政府,都实行了党、政、军、财政的统一领导,是具有人民民主性质的局部政权,它们的建立事实上都为建立全国统一的新政权奠定了基础。
    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还尝试开始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47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内蒙古自治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内蒙自治政府非独立政府……内蒙民族自治区仍属中国版图”(23)。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顺利成立,为中共确立新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和建立区域民族自治做了经验准备。在此基础上,经过广泛的论证,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的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民族自治机关”(24)。这意味着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将成为未来新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使新政权的执政体系更加民主、完善和科学。
    随着形势的顺利发展和创建新中国的需要,并结合苏区和抗战时期局部执政的经验,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称“九月会议”),毛泽东提出未来新政权的体制应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关于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中曾指出:未来新中国“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而且是“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的制度,“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25)因而在九月会议上,中共确定了“新中国既不采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鼎立等,又不能照搬苏联的苏维埃政权形式,而应该实行基于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26)。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了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原因:“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他强调:“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27)这些都为后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奠定了基础。
    同时,中国革命的实践表明:没有强大的统一战线,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目标也是不可能顺利实现的;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也认识到,没有中共的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建立新中国更是不可能的。在1948年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时,542名代表中有166名民主人士,大会主席团33名成员中有民主人士14人。在会上,一些民主人士献言献策或担任相关重要职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民主人士何思敬、刘奠基提出了在全国“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全国性联合政府”的提案,并被采纳;民主人士蓝公武担任了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民政部长、陈瑾昆担任了法院院长。可见,“华北人民政府成立过程中形成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参政制度,初步形成了新中国多党派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28)根据中国各民主党派同情、支持或参加革命的历史与现实情况,中共决定与党外人士长期合作,这一方针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得到确立。这就为1949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通过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做好了政治上的准备,从而使中共执政的体制机制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以上可见,中共在领导创建新中国期间,从中国实际出发,结合实践经验,设计形成了一套中共领导下的科学的执政体制机制: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党制度是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国家结构形式是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在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29)这些体制机制的建立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执政道路中践行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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