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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做好抵御执政风险的各项准备 中共历来重视党的纯洁性，在面临革命胜利时更是如此。1947年，中共党员人数发展到270万，由于发展过快，党员队伍出现了一些问题。同年，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时指出：“解决这个党内不纯的问题，整编党的队伍，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65)因此，中共决定整党，将混进党内的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清除出去。这次整党纯洁了党的队伍和党员的思想，保证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增进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统一政令，集中权力。到1948年，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已拥有1.6亿人口，党员已增加到300万人，而且许多解放区已连成一片。由于中共及其军队“在过去长时期内是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并且是农村的环境之下”，因此“曾经允许各地方党的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治权，这一种情况，曾经使得各地方的党组织和军队发挥了他们的自动性和积极性，渡过了长期的严重的困难局面，但在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甚至出现了“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在中国革命胜利的紧要关口，这种政令不统一的状态，执行随意的状态，“给予革命利益的损害，极为巨大”。(66)正是基于革命胜利后即将在全国执政这样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统一政令、集中权力，加强和完善请示汇报制度。中央要求，自1948年起，“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67)。6月，中共重印了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的第二章，要求全党干部学习，并在前言中指出：“全党要迅速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及地方主义、经验主义，以达到党的政策与纪律的完全统一，迎接全国的胜利。”(68)8月，中央又发出了《关于严格执行报告制度的指示》。九月会议又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以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进一步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具体规定区党委、省委、军党委以至县委和师(旅)团向上级请示与报告的制度。同时，决议对各项工作的决议权和请示备案等制度均作了详细和具体的规定，指出对于中央的政策和策略必须全部遵守，不许擅自修改。各级领导必须养成事前请示，事后报告的习惯；必须建立定期向中央请示报告的制度，以便不犯或少犯错误。 扩大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党委制。“党内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党员群众相结合的制度，即是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即是反映党内的群众路线。”(69)九月会议明确了中共今后一个时期的任务和奋斗目标：在军事上要“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5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在政治上提出了“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70)。为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九月会议对进一步加强党委的集体领导问题做了研究。会后，中共中央于9月20日发出《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明确要求：“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同时还根据军事工作的实际，特别指出：“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军队在作战时和情况需要时，首长有临机处置之权。”(71)从当时中共面临的历史转折来看，这些决策无疑都是及时的、正确的。 历史证明，这些措施和制度的制定，在组织上为正确贯彻党的政策提供了重要保证，从而使中共在革命战争胜利发展和即将在全国执政的关键时刻，及时有效地克服了妨碍革命胜利的不利因素，为夺取全国政权后能够保证政令高效畅通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在革命胜利的紧要关头，“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而由于革命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这样，中共的一部分党员就有可能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面前打败仗，来之不易的胜利就有可能丧失。(72)早在1945年7月，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黄炎培在延安谈到：“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当时，毛泽东非常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73)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全党同志要牢固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防止骄傲自满情绪，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并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里所说的今后的路，实际就是指革命胜利后在全国执政的道路，而且会更长、更伟大，也更艰苦。今天，这一点已经是被验证了的历史事实。当时，正是出于对中共能否长期执政的忧患意识，毛泽东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并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要求。(74)今天，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理解成这是在提醒全党不仅要善于革命，而且还要更善于执政。这其实也是对中共执政后提高执政能力所提出的必然要求。会议的最后，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防止资产阶级腐蚀、反对突出个人的6条措施：不给党的领导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75)3月23日，从西柏坡前往北平的路上，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话时再次提到：“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毛泽东把中共进京执政称作“赶考”，而且指出决不能像李自成一样被赶走而失败，正是基于对执政后面临风险的自我警示。 这证明，在即将取得革命胜利，即将掌握全国政权、走向全面执政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都深刻地认识到如何使全体党员在胜利面前保持头脑清醒，在夺取全国政权后经受住执政考验，确保中共的性质和宗旨的先进性，防止出现骄傲自满、贪图享乐、脱离群众而导致断送执政地位和人亡政息的危险，从而“及时地、郑重地向全党提出这个问题”，其目的就是要“使全党同志保持高度的警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76)无疑，“两个务必”的提出，无论过去、现在、未来都对中共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这实际上是对中共在全国执政后如何做到长期执政在自身建设上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