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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努力扩大执政资源，为全面执政筑牢基础 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称“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就曾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并强调“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51)。1948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进一步指出：“必须一方面使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区域发展胜利的进攻，将战争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大量地从国民党方面和国民党区域去取给；另一方面，必须用一切努力恢复和发展老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使之较现有的水平有若干的增长。只有这两方面的任务都完成了，才能够保证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否则是不可能的。”(52)在实践中，中共对此也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 努力扩大经济资源。当时，解放区经济发展的好坏，同样决定了中共能否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因此，中共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使解放区的经济日益繁荣。早在1946年8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就成立由陈云担任主任的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后来又成立了东北工业部，专门负责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因而东北解放区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升较快。以1946年为100，煤的产量1947年为317，1948年为718；纸的产量1947年为144，1948年为278；橡胶(胶鞋)的产量1947年为565，1948年为2252；纺织品产量1947年为195，1948年为390。以1947年为100，木材到1948年为249；发电1948年为236。国营工厂职工1946年为1.3万人，到1948年达12万人，人数上升了近10倍。(53)同时，其他解放区的经济也得到极大发展。1948年11月，冀中参加织布者已达80万人，拥有纺车70万辆，各种铁木纺织机14万架(张)，年产大布90万匹(约折合小布1258万匹)。据不完全统计，晋绥解放区当时共有煤窑498座，朔县的26座煤矿平均日产40万吨。(54)山东解放区1948年的盐产量达到3000万担左右(55)，是该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另据不完全统计，到新中国成立前，全国仅公营商业机构就有2000多个，职工约8万余人，基层供销合作社22800个，社员1380万人。另外，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外贸的发展。以与苏联进出口的贸易额为例，按照关东币计算，1947年为282.3亿元，1948年达到937.64亿元，比1947年增长了两倍多。(56)这说明，中共当时为扩大经济资源所采取的措施是相当成功的，从而不仅拥有了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和创建新中国的基本经济资源，而且也为新中国建立后开展各项建设事业打下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对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57) 积极筹备人才资源。执政不同于革命，但有一样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人才问题。早在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曾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58)而执政策略制定后，能否落实得好，关键也是在于部。当时“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因此，毛泽东考虑到了执政人才的来源问题，他认为：“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三万至四万下级、中级和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五千万至一万万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中国地方甚大，人口甚多，革命战争发展甚快，而我们的干部供应甚感不足，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第三年内干部的准备，虽然大部分应当依靠老的解放区，但是必须同时注意从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中去吸收。国民党区大城市中有许多工人和知识分子能够参加我们的工作，他们的文化水准较之老解放区的工农分子的文化水准一般要高些。国民党经济、财政、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除去反动分子外，我们应当大批地利用。解放区的学校教育工作，必须恢复和发展。”1949年2月8日，毛泽东根据将要占领南方八九个省、几十个大城市的需求，在为此准备的53000个干部不够用的情况下，创造性地提出：“军队变为工作队”，“军队就是一个学校，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等于几千个大学和中学，一切工作干部，主要地依靠军队本身来解决。”“这样，干部就够用了，广大地区的工作就可以展开了。”(59)这都说明，中共当时考虑的不仅是夺取政权的问题，而且还为全面执政在人才资源上做了较科学的安排和准备。 进一步巩固已有政治资源。由于中共已经从具体实践中完全把握了“谁得到农民的拥护，谁就得到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得到农民拥护”的中国革命规律，所以在和平建国的希望破灭后，中共再次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了土地政策。中共对1946年5月发布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中的某些不彻底性作了明确改正，把抗战时期施行的“减租减息”调整为实现“耕者有其田”，并在1947年10月10日公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中进一步指出：乡村中的所有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的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60)。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又再次强调：“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61)期间，中共及时发现并纠正了“左”的倾向，保证了土改运动的健康发展。这些政策的实施不仅保证了农民阶级的整体利益、团结了绝大多数农民群众，而且进一步坚定了他们跟着中共走的决心和信心。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在政治和经济上彻底翻了身。为保住胜利果实，解放区人民“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大批青壮年在“参军保田”的口号下，纷纷加入到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中间。据统计，三年解放战争期间，东北解放区共有160万人参军，在华北有近百万人参军，山东解放区也有60万人参军。另外，解放战争期间，山东解放区还出动支前民工580万人，东北解放区参加支前的民工也多达313万人。(62)各解放区的农民还将粮食、被服等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并积极配合解放军作战，保证了人民解放战争的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取之不竭、用之不懈。 对此，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1947年11月评论说：“中共采取了两种斗争方式，一是土改，一是军事，决定最后胜负的在于前者不在于后者。”(63)到1949年6月，在拥有2.7亿人口的解放区内，约有1.5亿人口完成了土改，约有1亿农民分得了土地，解放区彻底消灭了在中国存在了2000余年的封建落后生产关系。“这个早在1927年就受到共产国际拥护的政策重新恢复”，在政治上“赢得贫农的更加热烈的支持”，必然“巩固了共产党的队伍”。可见，土改不仅再次激活了中国最广大的阶级——农民阶级的革命热情，改变了中国农民阶级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命运，而且为中共准备“最终建立新制度”赢得了农民阶级的坚决拥护，巩固了中共为夺取执政地位、执掌国家政权斗争中最重要的群众基础。(6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