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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全面执政实施新的方略，及时推进工作重心的转移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为了尽快建立新中国，实现全面执政，中共在发展农业生产和城市工作中积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和方略。 一方面，组织农民进行互助合作。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和兵员需求的加大，解放区在发展农业生产上面临着生产工具和劳动力匮乏的实际情况，因此，解放区组织农民采取了“有人力的出人力，有生产工具的出生产工具”及“工换工、牛换粱”等互助合作的方式，克服了当时面临的困难。据统计，到1949年，山东解放区互助组织达478145个，参加的农民达207万户，占总户数的21.3％(30)；华北解放区冀中的13个县共组织了互助组织12700个，参加的农民达49500户(31)。1948年，东北解放区的互助合作保证了农村中10％至15％缺少劳动力的农户种上了庄稼(32)。 另一方面，从经济上积极扶持农业生产。一是采取财政扶持，从税收方面鼓励开荒。比如，华北解放区规定：“垦种生荒地，免征农业税三年，垦种熟荒地，免征农业税二年”(33)等税收优惠政策。二是采取金融扶持，发放农业贷款。如晋绥解放区在1948年的生产救灾中，共向农民发放贷款200亿元(西北农民币)(34)；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冀南银行仅1947年就向农民发放农业贷款120亿元(冀南人民币)(35)。另外，华北解放区还对农业实行了低息贷款和主要以粮食、棉花、油料为主的贷实收实的实物贷款等。 这些措施，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解放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对解放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据统计，从1946年8月到1949年8月的三年间，东北解放区恢复和扩大耕地213.6万余垧，1947年每垧耕地平均产量达到1500斤，到1948年增加到1920斤(36)；华东解放区1948年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消灭了一半以上的荒地；晋绥解放区1948年平均获得了八成年景，华北解放区获得了七成年景，达到抗日战争以前平均水平的80％；晋西北到1949年从没有纺织业已经发展到“村村织布，户户纺纱”(37)；到1949年，东北解放区粮食产量达到1414万吨。1949年，黑龙江虽然发生了自然灾害，但粮食每垧产量依然达到2000斤。东北解放区在三年解放战争期间缴纳公粮686万吨，华北解放区缴纳公粮129万吨，陕甘宁、晋绥、晋南解放区三年支援前线粮食34万吨。(38)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曾指出：因为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所以“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39)。而以上这些做法，为新中国成立后进行农业的社会化生产提供了必要的经验。 中共深知，城市是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只有最终占领城市才能彻底实现革命的胜利，掌握全国政权。然而，占领城市和管理城市绝对不是一个概念。中共明白，“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40)。因此，接管城市后，能否保证城市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行，也就成为中共能否实现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一个关键。在某种意义上讲，这其实是对中共未来执掌全国政权的一个重大考验。 1947年7月，毛泽东在“小河会议”上指出：在城市中，我们是打倒官僚资本而保护民族工商业(41)。然而，由于中共长期在农村生活和战斗，许多干部不熟悉城市工作，在接管中将农村土改的经验搬到了城市里来，盲目搞起了平均主义，从而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混乱。1947年8月，张闻天在东北局召开的首次城市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城市在城乡互助合作中领导乡村，其实质就是：工业与农业并重，工业领导农业；工农联盟，工人阶级领导农民。‘离开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城市工业和城市工人阶级，社会不能前进，社会主义也不能实现’。”(42)以上都说明了城市对于中共全面执政的重要性。因此，1948年2月，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央工委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时又强调指出：我们在城市工作中的“方针是建设，而不是破坏”(43)。因此，在同年4月5日第二次攻克洛阳时，毛泽东要求首先要注意保持城市的正常运行和生产生活。他还强调：“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严禁侵犯”，“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不要忙于组织城市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和生活改善的斗争”，“一切作长期打算”等(44)。6月，中共中央又在批转《东北局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中再次强调：不能还是以游击战争的观点和农村的观点来看城市。为进一步防止接管城市出现混乱现象，中共决定“在新占领的城市实施短期的军事管理制度”。(45)11月28日，陈云在《接收沈阳的经验》中总结提出了：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方法(46)，从而基本解决了快速接管城市而出现的问题。 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1948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九月会议的通知中指出，为实现战争的胜利，“必须尽一切可能修理和掌握铁路、公路、轮船等近代交通工具，加强城市和工业的管理工作，使党的工作的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47)。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进一步指出：从现在起，党的工作重心移到了城市，开始了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他再次强调：“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否则“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48)可以看出，这个时候，中共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是实现夺取全国政权的一个必然要求。随着这些政策的落实和相关经验的推广，中共接管城市和恢复城市生产生活的工作逐渐步入正轨，城市也出现了新的生机。以上海为例，1949年5月上海解放，到9月时，宋庆龄认为：“现在中共正在进一步证明他们在城市中的领导力量。”“上海市军管会对于十二年来使人民受尽痛苦的可怕的通货膨胀问题，已经加以有效的解决。军管会时时刻刻照顾着人民的需要。为了保障人民的积蓄与生活而实行的折实储蓄的办法，以及其他财政经济上的措施，已经使新发行的货币，获得了人民的信任”，“而最后的收获是成功。”(49)以上说明，中共当时已具备了管理城市的基本能力，从而为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后执掌全国政权奠定了的基础。 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在《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中指出：“全党大多数干部，在过去几年，特别是在一九四八年，有系统地学会了在农村工作中，在城市工作中和在军事工作中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有系统地纠正了右的和‘左’的偏向。许多同志在过去长时期内没有学会的东西，一个年头内都学会了。这样，就使党的总路线在全党内能够贯彻地执行，这是一个最伟大和最根本的胜利。这是我党政治成熟度的极大的增长。这样一件事就指明：我党在不要很久的时期内是能够有把握地取得全国政权的。”(50)可见，中共为实现创建新中国和全面执政而实施的方略是成功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