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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扩展公私合营的影响 1953年6月,全国财经会议之后,上海市对公私合营企业进行了调查和整顿,意图由此总结和取得公私合营制度变革的经验和认识。[16]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1949-1953年上海市的公私合营工业企业,在产权制度、企业治理结构、剩余分配等方面总体上都呈现出一种过渡性的变革状态。尽管新中国建立之后公私合营就作为一种具有崭新意义的企业制度被提了出来,并且付之于实践,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法规及实践经验,公私合营企业制度实际上还处于一种尚未定型的过渡状态。 首先,个别公私合营阶段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国家对公私合营企业尚未公布有专门的法规条文,使得“公私合营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盈余分配等问题缺乏明文统一规定,因而在处理公私合营企业问题上往往感到缺乏依据”,[3]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合营企业地位的不甚明确,不仅对合营企业带来直接影响,同时对主管部门的管理也造成相应困惑。“公私合营企业主管部门多希望能及早公布办法”,[3]一些私营企业家更是认为,“为了使公私合营企业有轨可循,必须制定公私合营企业条例”。[1]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当1954年扩展公私合营在中国全面展开之际,这个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1954年9月2日,政务院第223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 其次,在个别企业公私合营阶段,当私营企业产权制度向国营经济占领导地位转化,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转化中,公私合营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开始形成,并且出现了计划经济下特有的条条块块。由于缺乏经验,当时上海市的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政出多门,最高领导机构是上海市委地方工业处,同时还有大大小小20多个上级部门。“有的还是双重领导,有的经常改变领导关系,而一般领导单位多系业务单位,各有一套,互不通气,虽然有关政策方针原则是由市委、市财委决定,但一般具体工作缺乏一个统一的机构管理,造成企业中你管他也管,或部分环节无人管的混乱现象”。[9]如同为制药企业,“九福制药厂由工业局、卫生局双重领导。民谊制药厂属化工局与上海医药公司双重领导。有的企业除分属当地或华东业务机关领导外,中央业务机关也要直接抓。如中央化工局直接向天原、天利党员厂长发布指示,布置任务”等等。[1]正因为这些原因,当扩展公私合营开始之时,上海市委即在中央的批准下及时组建了上海市人民政府重工业局、轻工业局、纺织工业局,以统一管理公私合营企业。 再次,在企业治理结构方面,主要是在对待私股以及私方人员的团结、利用上,到了扩展公私合营阶段,在总结个别企业公私合营阶段经验教益的基础上,特别提出和强调了需要注意以及需要改进的地方,如针对董事会的形同虚设,提出“今后应把公私合营企业的董事会作为公私双方协商的机构”,[3]等等。 由此可以看出,在个别企业公私合营阶段,尽管坚冰已经打开,航路已经开通,但是从宏观层面上看,有关的政策法律尚未完善,管理层级多头并列,权责不清;从微观层面上看,企业股权不甚清晰、治理结构稍见含混、对私方人员处置略显失当等都是明显存在的问题。1953年下半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由于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公私合营终于从个别企业公私合营阶段向扩展公私合营阶段过渡,企业的产权制度、治理结构、剩余分配制度等都面临着新的变化和转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