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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中的国史研究 1956年6月,《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拟定完成。这份规划包括历史学、考古学、哲学、经济学等15个学科,规定了各个学科1956~1967年应研究的重要问题及需要完成的重要著作,其中关于国史研究的规划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过程进行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综合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1967年以前写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初稿)》,第21、22页。) 《远景规划草案》是关于历史科学的专门性规划,《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是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综合性规划,两份规划都提出要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并做了具体详细的计划,为以后正式开展国史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必须指出,此时的国史研究工作并未展开。1957年6月,周扬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发言指出,“这个规划已经部分地付诸实施”,但没有提及国史研究情况,同时他还提出,为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组织领导,较为可行的办法是依照自然科学设立专业小组,成立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11个专业小组来具体研究各自学科的发展问题并向规划委员会提出建议。[4]1957年10月,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办公机构,此后开展的工作有:成立中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和哲学、经济、历史、文学、法学、教育专业小组,对《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进行修改,草拟1958年要开展的重点研究项目。[5]上述情况说明,当时国史研究尚未开展起来,仍处于规划完善和研究准备阶段。 1958年3月5~12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第五次会议,通过了《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同时提出了哲学社会科学“跃进”的问题。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陈伯达在会上作了《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报告,认为哲学社会科学可以“跃进”,应该“跃进”,“跃进”的方法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6]所谓“厚今薄古”,是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要放到当代现实问题上来,强调研究要为当前政治服务。中国近现代史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为“厚今”的重要内容,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随后确定的1958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项目里就列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研究总结”。[7]此后,国史研究正式提上日程。 首先,国史作为“厚今”的内容受到高度重视。1958年3月18日,翦伯赞提出:“为了实现总规划中规定要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建议成立一个机构,专做此事。并且使这个机构成为常设机构,专管现代史的纪录,先按年编出长编,再写成各种专著。”[8]4月28日,范文澜提出:“厚今薄古第一必须扩大和加强研究今史的力量,主要是研究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中国史,其次是资产阶级领导旧民主革命的中国史。”[9]5月,范文澜、陈垣、侯外庐、吕振羽、刘大年在《历史研究》发表了贯彻落实“厚今薄古”的文章,意在说明史学研究要重视“今”(中国近代现代史)的内容。其中,刘大年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历史研究中“厚今”的主要内容,要组织人力集中来做,也可以几个单位同时都做,先编写出一部分量较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专史;同时有关单位要及时拟定出国史研究的选题计划,供研究者参考选择。[10]席泽宗等人在总结科学史研究的方针时认为,“‘厚今薄古’——应着重近代、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史,虽有困难,边干边学可以作到”。[11] 其次,国史研究和教学工作得以展开。1958年6月4日,《人民日报》报道说:“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的著作和专题研究计划中,属于现代史‘五四’以后的占了很大比重。为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他们已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并准备在五年内写出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2]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讨论科学研究工作时认为,1919~1949年的历史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没有人研究是一种反常现象,教研室应立即成立现代史组,大力开展现代史的研究工作。[13]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都开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课程。 再次,国史初步成果编写出版。通史类成果有: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集体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以下简称《史稿》)[14]、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历史研究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讲授提纲(初稿)》(以下简称《提纲》)[15];大事记有:南开大学历史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6]、北京大学政治理论教研室资料室编的《建国十年大事记(1949~1959)》(北京大学政治理论教研室资料室编:《建国十年大事记(1949~1959)》,1959年6月。)等;史料有:《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17]、《伟大的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的统计》[18]、《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纪念文集》[19]等;研究论文和书评有:苑书义、陈慎同的《党的科学研究方针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是怎样编成的?》[20],罗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介绍》[21]、《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的一封信》[22],李荣朴的《“国史稿”是怎样编写出来的》[23],李建青的《关于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几个问题》[24]、《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分期的一些观点问题——与胡大泽同志商榷》[25],程毅的《我对党史和“国史”编写原则的一些意见》[26],胡大泽的《关于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分期问题——与李建青同志商榷》[27],里凡的《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28],高澜的《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29]等。这些成果的问世说明,1958年以后国史研究出现了小“高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