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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科建设意识明确 首先,《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包括历史学等多个学科,每个学科都提出了12年内要研究的重要问题和应完成的著作。《远景规划草案》“依据先后缓急的要求”,将国史研究列为第四个“迫切需要加强”的学科。(哲学社会科学长远规划办公室:《历史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初稿)》,正文第9页。)这说明,20世纪50年代国史研究已具有明确的学科建设意识。其次,国史成为高等学校历史教学的内容。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师生为配合《史稿》教学,编写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教学大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出版。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讲授提纲(初稿)》是联合天津部分高校共同组织编写的讲义性质的讲稿。此外,一些高等学校历史系还开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课程。如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增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32]四川大学历史系开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基础课。[33]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师生编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兵简史》,“中国历史教师还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34] (四)学术性、科学性不足 1958年以后,国史研究成果陆续出版,但不可否认,这些成果确实存在学术性、科学性不足的问题。首先,哲学社会科学“跃进”过于强调速度和为现实政治服务,致使一些成果学术性、科学性不足。如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师生“靠政治挂帅”以及发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编写国史,过于强调现实政治的需要,仅用20天时间即完成了《史稿》一书。其次,国史引证材料主要是毛泽东著作、中央文件等。如《史稿》和《提纲》所用史料多是党的决议、毛泽东著作、中央领导的报告和《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样编写出来的国史像是文件汇编。 (责任编辑：admin) |